什么是朦胧诗

概要： 论争的另一方以丁力、郑伯农、程代熙等为代表。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崛起论”是古怪诗论，从而基本否定了朦胧诗的艺术朦胧。老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基本上也持一种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当然，更有许多批评家和诗人既肯定了朦胧诗所具有的探索精神及取得的成就，又指出其不足，认为对其作品应给予具体分析。论争结果，既更新了趋于封闭的诗学观念，又促进了朦胧诗的影响及新诗诸流派的繁荣。朦胧诗的繁荣 在“朦胧诗”的论争中，“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诗歌革新者努力的基本点包括：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等等。 自七十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北岛前期的代表作有：《雨夜》、《回答》、《宣告》、《红帆船》、《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等。北岛诗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

        论争的另一方以丁力、郑伯农、程代熙等为代表。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古怪诗，“崛起论”是古怪诗论，从而基本否定了朦胧诗的艺术朦胧。老诗人艾青、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基本上也持一种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当然，更有许多批评家和诗人既肯定了朦胧诗所具有的探索精神及取得的成就，又指出其不足，认为对其作品应给予具体分析。论争结果，既更新了趋于封闭的诗学观念，又促进了朦胧诗的影响及新诗诸流派的繁荣。

朦胧诗的繁荣

        在“朦胧诗”的论争中，“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期的地位。诗歌革新者努力的基本点包括：推动当代诗歌打破自我封闭，探索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可能性；坚持诗的写作，放置在对个体的生存价值的确认的基础之上；开始当代诗歌语言的革新，激活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生命的试验等等。

       自七十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北岛前期的代表作有：《雨夜》、《回答》、《宣告》、《红帆船》、《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等。北岛诗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那种毫不妥协的拒绝与超越的批判意识。对于从文革的极左路线阴影底下走出来的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北岛的诗歌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愿望。人们面对过去的历史，一时还找不到思想的起点，北岛则率先给出了他的回答。他的诗隐含着对过去的那些神化真理的大胆质疑和否定。       北岛诗歌在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在于它以昂扬的格调创造了一个表达个人信念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北岛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他知道要说出个人的信念要承受强大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永久性的悲剧情节之中。北岛以坚定的笔墨率先描述了”大写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诗感情充沛，怀疑、否定的不屈精神以及悲剧意识，使北岛的诗有着一种内在理性力量。也许北岛意识到他的诗承载着过重的历史焦虑，那种企望说出历史真相的压力，使得北岛总要扮演哲人和布道者的身份。因而北岛的诗也有摆脱表意焦虑之后的平静。在一系列的高昂格调之后，北岛的诗总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们象如歌的行板，使北岛的诗又总是转向另一片情感的空地。北岛的诗非常讲究节奏和韵律，情绪变化层次分明，那种理性的力量与明朗俊逸的情调结合得恰到好处。

        舒婷和顾城在当时是以真挚清新的风格博得读者的欢迎。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她的诗其实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执着于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而采用了多种隐曲的修辞手法，正因为此，她的诗在当时却具有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功效，并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与正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形式。这些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过于封闭压抑而反衬出它的革命性。舒婷可能是最早正视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她的诗中总是隐约呈现着一种不可知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而一种女性的哀愁带着祈祷穿越于其中，最终获得无可奈何的解脱，这可能就是舒婷的诗最具魅力之处。她的代表作如《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就表现了这种特点。

        作为北京人的顾城却有着异常细腻敏感的诗情，也许这与他早年随父亲下放到农村有关，乡村的田园生活在他的孩子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纯净优美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的诗情与风格。顾城始终以孩子气十足的眼光来注视着世界，它的诗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那么脆弱而又倔强地表达个人极其幼稚的感受。在顾城的大多数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象是从他的唯自然主义态度里随意流露出来的趣味。单纯、异想天开，洋溢着童稚的豪气与可爱。一些朴素的哲理从顾城的诗里流露出来，那么平静而又隽永：“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顾城绝不是为时代寻求真理，它只生存于他个人的世界，乐于扮演长不大的角色。

朦胧诗的衰落

        作为新诗潮第一次浪潮的朦胧诗，经过“文革”时期长时间的准备，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民间走上诗坛，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期。1982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1986年，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一文，宣告了朦胧诗的最终解体。当然，朦胧诗的解体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一般认为是1984年。在这前后，朦胧诗发展为以江河、杨炼为源头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主要包括“东方现代史诗”和带有“新古典主义”色彩的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另一方面，又一次新潮诗歌的浪潮也开始处在酝酿和成长之中，这主要表现为以热态生活诗和冷态抒情诗为特点的校园诗歌创作，并在1985年酿成了又一次诗歌实验新潮。

        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萌芽于一些诗人对东方现代史诗的探求，这在早期的江河、杨炼那里就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和追求。江河说：“我要写这个古老大陆的神话，写中国的史诗。”他的《纪念碑》，《祖国啊，祖国》和杨炼的《大雁塔》，就已内蕴着一种史诗的气魄和特质。随着整个社会现实政治和文化历史反思浪潮的深入，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青年诗人中蔓延，并逐渐波及小说等领域。杨炼继《大雁塔》之后，又写出了《诺日朗》、《半坡组诗》、《敦煌组诗》、《西藏组诗》等，江河也在1985年奉献出《太阳和它的反光》这组现代中国的神话史诗。学考古出身的王川平则写了《雩舞》、《大足石刻》等系列史诗作品。后来标榜新传统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新古典主义诗人，前者如廖亦武、欧阳江河，后者如石光华、渠炜等，更多的则是对人类整体精神的形而上观照或者幻觉体验，力图从自身体验的角度超升到人生与宇宙精神的汇通，从而使诗歌负载起一种文化使命。如廖亦武的《巨匠》、石光华的《结束之遁》等，这些诗作在整体上表达了一种对东方精神和东方艺术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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