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

概要：汉赋对屈骚象征手法的接受还表现在对神仙的追寻和对游仙场面的描绘上。游仙思想作为古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其母题源于上古神话和原始巫教。然真正把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并付诸文学创作实践，则始于庄子和屈原。屈原在《远游》《九歌》《离骚》《招魂》等作品中对仙人、神人的渲染，并借助想象使自己御风乘龙、召唤群神、遨游太清，抒发了作者困于现实、想冲破现实而又依恋现实的苦闷。正是庄子、屈原的这些创作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学借游仙抒怀阐理的传统。汉代的游仙文学，直接承受屈骚的影响。如桓谭的《仙赋》，据载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作品中所展示的仙人驰白鹿，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乾坤。他们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轻松潇洒。同时仙境的幽静华美，弥漫着高洁雅致的高士气息。汉赋在句式上对楚辞也有较多的接受，枚乘的《七发》就有明显的楚骚句式。扬雄的《太玄赋》《逐贫赋》《酒赋》及《解嘲》《解难》等，多为自抒怀抱的四言体小赋，明显地带有骚体赋的痕迹。而王褒的《洞箫赋》则是骚散结合，除乱辞外共有１５０句，其中骚体句竟有７８句。赋的开头结尾均为骚体，中间也穿插安排。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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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赋对屈骚象征手法的接受还表现在对神仙的追寻和对游仙场面的描绘上。游仙思想作为古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其母题源于上古神话和原始巫教。然真正把游仙思想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并付诸文学创作实践，则始于庄子和屈原。屈原在《远游》《九歌》《离骚》《招魂》等作品中对仙人、神人的渲染，并借助想象使自己御风乘龙、召唤群神、遨游太清，抒发了作者困于现实、想冲破现实而又依恋现实的苦闷。正是庄子、屈原的这些创作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学借游仙抒怀阐理的传统。汉代的游仙文学，直接承受屈骚的影响。如桓谭的《仙赋》，据载是奉汉成帝之旨而作。作品中所展示的仙人驰白鹿，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乾坤。他们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轻松潇洒。同时仙境的幽静华美，弥漫着高洁雅致的高士气息。
　　汉赋在句式上对楚辞也有较多的接受，枚乘的《七发》就有明显的楚骚句式。扬雄的《太玄赋》《逐贫赋》《酒赋》及《解嘲》《解难》等，多为自抒怀抱的四言体小赋，明显地带有骚体赋的痕迹。而王褒的《洞箫赋》则是骚散结合，除乱辞外共有１５０句，其中骚体句竟有７８句。赋的开头结尾均为骚体，中间也穿插安排。班固“致命遂志”的《幽通赋》也在句式上极力模仿屈原。另外，李尤的《函谷关赋》《辟雍赋》、张衡的《南都赋》《温泉赋》《定情赋》《舞赋》、马融的《长笛赋》、朱穆的《郁金赋》、边让的《章华台赋》、蔡邕的《笔赋》《弹琴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文体中，都有楚骚句。楚辞的“兮”字也较多地运用于汉代辞赋之中。
　　如果仅仅是继承和接受，还不能使汉赋成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汉人必须创新，才能使汉赋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多种句式交错运用。如果说四言、六言的赋体是继承了诗骚的形式，那么多种句式交错运用则是汉代赋家的创构了。这种创构的功绩首归于枚乘，其《七发》能够根据叙述和描写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句式，韵散结合，极富文采。就其小赋《柳赋》而言，不仅用韵和谐，而且对偶工整，算得上是极其优美的四六文。
　　二是对楚辞对话体结构的改造。楚辞常常使用对话，《离骚》中有大量的对话形式，作为现存的最早的对话体赋作，《卜居》《渔父》整篇采用对话体。但是，先秦的对答体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即叙述者和他者各自具有自己的观点，两种观点相互对立，一方的观点并没有最后说服另一方的观点。以《渔父》为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自认为正方，而将渔父作为反方。尽管渔父试图说服屈原，但是他们各自具有既定的思维逻辑，并没有达到一致。而汉赋的虚拟性对话结构则不是如此。叙述者和他者之间的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体现了汉代赋家的创造，即通过正反两方的比较使所有的反者都必须按照正者的意图和逻辑来思维，最后达到说服的效果。这在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难蜀父老》、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扬雄《长杨赋》《逐贫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是对楚辞中自然描写的超越。楚辞中的自然景物表现出了一定的不依附于人、不亲和于人的独立性，如《涉江》《山鬼》《招魂》等篇中对自然景观的描写都表现出了与人的对立，是自然力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暗示人的被压抑和被压迫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如《涉江》中的一段：“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招魂》等篇中的自然景观也同样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这种不和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屈原等人的落脚点在于表达主体意识的忠君爱国上，于是才产生了对外部深山景物的特定的对立的观照态度。
　　而汉赋作家则只是将其置于客观地位，它的阴阳变化、消长荣衰都与冷静旁观的观照者的喜怒哀乐无关。《七发》中的龙门之桐的成长环境惨烈奇特，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自然对人的压抑，而只是把它作为自然物在造化变迁中的一番奇特的经历而已。而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是大汉作家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态和人格精神的展现。

《楚辞》研究
chu.yangtzeu.edu.cn  2002-9-7  荆楚文化网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
　　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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