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概要：（三）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 家集》之中？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 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hellip;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 1203年）写的 ，而到端平元年（ 1234年）岳珂又把《金佗稡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 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 “附益

（三）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

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 家集》之中？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

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 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hellip;

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 1203年）写的 ，而到端平元年（ 1234年）岳珂又把《金佗稡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 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 “附益”于《家集》的“卷尾”吗，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上文所引《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漫钞》刊行于开禧二年（ 1206年），早于岳珂之重刻《家集》凡二十七八年，而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迳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二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何以这首《满江红》词也不见收录于宋元人的笔记、杂录一类的书中呢？

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试想，在明初所修《永乐大典》当中所收录的宋元人的著述，稍后不是就有许多种散佚失传了吗？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的宋元人著述之多，可以推知其未加辑录者为数必还不少。怎么能够断定此词不正是收录于南宋人的某一书中，其书尚为明朝中叶的桑悦、赵宽等人所及见，并即据以刻石岳庙，至其后却又散佚失传了呢？赵与时的《宾退录》幸而不曾失传，但徐阶收入《岳集》中之《题新淦萧寺壁》一诗下亦并未明著所出，假如《宾退录》也不幸而在明代中叶以后佚失，就从而断定此诗亦出明人伪託，亦为“赝本”，那就实在是疑于不当 疑了。

第三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吗？

果真是从徐阶开始，才把它“以伪为真& rdquo;的吗？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见附图），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 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 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 rdquo;共十五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 1498、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附图 {图}

然而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 内（据 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 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 1451、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 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 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 ldquo;来历 ”，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第四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才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

有了上面所作的解答，这一个问题原已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夏承焘先生所举出的那些论据，在上文中却还大都没有加以论辨，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还感到不能 “涣然冰释”，没奈何，且再分为以下诸层次，专对 夏先生所举论据进行商榷：

1. 我以为，《满江红》词后半阕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这都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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