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教案设计2（人教版高二选修）

概要：改写的另一种结果是时间感的消失。在传统小说中，时间顺序一直是组织情节发展的因素，情节因果关系一般来说都与时间顺序成正比。读者不仅能凭经验判断出故事发生的时间，而且也能对事件发生演变的顺序一目了然。《红高粱》也似乎强调时间给读者的真实感。开篇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的介绍，其精确性足以使读者回想起当年的社会背景。但是，战斗进程的时间顺序不久就被打断。这主要是由于对各种故事和人物的引进以及景物对情节的遮掩。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回忆与想像实现的。但回忆与想像并不是在单一的时间维度上进行，相反却混淆了两种时间视点。在本文中大多数的景物与场面都通过“父亲”的视角被显示出来，而父亲的感觉在读者的经验里属于过去了的进行时，应属于伪装过的历史时间。但同时，作为叙事人“我”站在当今的视点上注视前辈的行为及其生活过的高粱地，前辈感觉到的一切以及他们身外的世界又都在“我”的视野中展开，当“我”与父辈一同注视同一事件同一景物时，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距离消失了。距离感的消失导致了非时间化，读者在经历了时间的困扰后，最终会放弃对时间的留意，一如注视红高粱一样去注视其中的家族故事和血与火的故事。于是，人物

改写的另一种结果是时间感的消失。在传统小说中，时间顺序一直是组织情节发展的因素，情节因果关系一般来说都与时间顺序成正比。读者不仅能凭经验判断出故事发生的时间，而且也能对事件发生演变的顺序一目了然。《红高粱》也似乎强调时间给读者的真实感。开篇关于故事发生的时间的介绍，其精确性足以使读者回想起当年的社会背景。但是，战斗进程的时间顺序不久就被打断。这主要是由于对各种故事和人物的引进以及景物对情节的遮掩。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回忆与想像实现的。但回忆与想像并不是在单一的时间维度上进行，相反却混淆了两种时间视点。在本文中大多数的景物与场面都通过“父亲”的视角被显示出来，而父亲的感觉在读者的经验里属于过去了的进行时，应属于伪装过的历史时间。但同时，作为叙事人“我”站在当今的视点上注视前辈的行为及其生活过的高粱地，前辈感觉到的一切以及他们身外的世界又都在“我”的视野中展开，当“我”与父辈一同注视同一事件同一景物时，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距离消失了。距离感的消失导致了非时间化，读者在经历了时间的困扰后，最终会放弃对时间的留意，一如注视红高粱一样去注视其中的家族故事和血与火的故事。于是，人物与自然一起背离了时间，变成了超越于时间之外的审美对象。　　

（选自金元浦、杨茂义《读者：文学的上帝──接受美学与文本　　

解读》，载《文学新思维》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六、感觉与语言　　

莫言的小说，重感觉，重语言。感觉是自由奔放的，语言也是自由奔放的，二者互为表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就用什么样的语言表现出来，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语言，就能把什么样的感觉描写出来。《红高粱》中红得不能再红的色彩，不断冲击读者的感觉，这种冲击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运用象征、比喻、夸张、反复甚至是灌输地传达给读者的。　　

在艺术上，莫言特别擅长感觉描写。传统小说总是从主题出发设置人物与情节，感觉描写仅仅是一个辅助成分，而莫言则把感觉描写放到最突出位置。他总是丢开故事与人物的叙述，抓住一切机会切入感觉描写，把读者直接领进各种“场景”中，去分辨暮色中飘逸在大片黄麻地上的淡紫色的雾气，倾听“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陶醉于“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传统小说总是让读者通过主题、情节和人物去认识生活，莫言则让读者直接“进入现场”，让他们从一株红高粱、一簇野花，从一张忧郁的面孔上去感知生活，他力图用精美的感觉描写拼接出一幅生动活泼的乡村生活画卷。在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也有一些感觉描写，但这些感觉大多经过由粗到精、由朦胧到明晰的提炼，作家对生活的感觉也同理性认识融合在一起，很难留住生活的原色原味。莫言小说提供的感觉更多来自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它是作家用童年的目光观察自然的结果，主体与对象之间很少有阻隔，对象外部的感性特征直接印入作家的心灵，在记忆的暗箱中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印象。当然莫言小说中的感觉描写并不是对已往感觉记忆的一种单纯的唤醒，而是以这些感觉记忆为基础，在添加了艺术想像以后的审美创造，它们大都不是写实的，而是在主体的介入后出现了某种变形。　　

……　　

莫言也有良好的语言感觉。这种语言感觉与他的艺术感觉互为表里：对生活的艺术感觉构成了他表达的内里面，而较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又使作者对生活的感觉得到更多的表现。语汇的丰富与语句的富有变化，是莫言小说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小说以现代书面语为主，但也大量使用了口语、方言俚语、文言词汇、城市流行语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的专业术语。为了提高语言的表现力，他有时利用语境的整合作用变通地使用某些词汇，如“走到我面前时，它又瞥着我，用那双遥远的狗眼”(《透明的红萝卜》)；有时通过句子成分的换位构成一种超常搭配，如“小王八蛋油黑大门紧闭，几枝腊梅开得火旺，从墙头上鲜红欲滴地探出头来”(《红高粱家族》)；有时改造成语，如“雨点大如铜钱，疏可跑马”(《秋千架》)；有的将文言句式与欧化句式、短句与长句杂糅在一起；有时又大量使用色彩词语来创造气氛，强化表达效果。作者写景状物，很少用干巴巴的粗线条作简笔勾勒，往往像后期印象派绘画那样用厚重的色彩来涂抹画面，他特别喜欢使用红色作为作品的主色调。那“洸洋如血海般的红高粱”，被乡亲们的鲜血洇红了的大地与河水以及暮色中血红的夕阳，既构成故事的某种背景，又创造了一个热烈与充满躁动的整体氛围。　　

（选自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七。风景的意义　　

风景，作为小说的重要因素，不仅仅是交代人物活动的自然环境，还能孕育人的气质，培养人的精神，从而揭示出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同时，风景描写还能营造氛围，烘托气氛，既用来感染读者，也用来感染作品中的人物。 “红高粱”的世界作为独特的风景，兼具了以上的种种作用。无边无际的高粱地，红如血海，为人物提供男欢女爱、杀人放火、英勇抗敌的活动天地，也激发人物去爱、去恨、去生、去死，尽最大可能张扬自己的生命。　　

如果说人物设计对情节线索和善恶意识的偏离导致了阅读活动的非道德化，那么景物对情节线索的背离和对人物活动的包容则将阅读活动引向对红高粱世界的诗情领悟和纯审美体验。因为，情节小说总是因其过多强调真实性宣扬善恶观使读者极易将情节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将小说当成认识和评判生活的窗口，这使本文与日常语境保持着一种互为解释的权力，本文向日常生活开放，本文与生活之间的互文性成了读者阅读的动力。《红高粱》则将人物裹挟于景物中，使其离开情节的因果联系，由此也隔断了本文对日常生活开放的渠道，使景物与人物在封闭的格局中相互依存、互为解释。景物与人物之间的互文性使读者必须在阅读中寻找到景物与人物之间的同一性，这样，对具体情景与行为的注视必然隐含着对一种贯穿于景物与人物之中的抽象情绪的体验，景与人在一种形而上的境界中得到了整合。可是，景物人格化，人格景物化，景物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喻体。纯粹的审美体验也由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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