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概要：为什么作家主要歌颂的英雄人物会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漩涡?原因似在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的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尽管作家表现的是参加了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仍然会被认为是对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不真实的反映，而且《红旗谱》所描写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是执行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这多少是有忌讳的，所以作家为了淡化这一历史背景，只能让尚未作好准备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登场，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选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相比朱老忠的高大形象，对农民严志和的描写也许更令人信服。虽然作者把严志和作为朱老

为什么作家主要歌颂的英雄人物会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漩涡?原因似在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的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尽管作家表现的是参加了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仍然会被认为是对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不真实的反映，而且《红旗谱》所描写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是执行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这多少是有忌讳的，所以作家为了淡化这一历史背景，只能让尚未作好准备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登场，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

(选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相比朱老忠的高大形象，对农民严志和的描写也许更令人信服。虽然作者把严志和作为朱老忠的陪衬来刻画，以其复杂的性格烘托朱老忠的坚定、勇敢，但是严志和作为“地道的农民”形象，具有其独特的光彩。

如果说作者对朱老忠形象的塑造趋于理想化的话，那么，对严志和形象的塑造则是立足现实的。作者说：“我是把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小说对他的农民性格表现得最浓烈动情的地方是他失去“宝地”而与之告别的一段，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命运相关难以割舍的深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勤劳、善良、朴实、软弱的农民，在他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日子里，虽然充满了对冯老兰的刻骨仇恨，但在他要求翻身过好日子的愿望中，却包含着惧怕生活的风雨和颠簸。小说通过描写江涛继运涛之后又被捕入狱时他极度悲观失望的情绪，对他思想上那种农民式的软弱和动摇作了较深刻的剖析。然而，正如他所说：“打倒冯老兰……多深的泥水咱也得过。”在他的性格中，革命性、反抗性还是更本质的方面。因此，他终于还是在党的教育下摆脱精神负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严志和的形象反映了大多数农民在动荡年代里的思想状态和行动轨迹。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严志和以及串联穷人与冯老兰对簿公堂的朱老明、一心盘算发家致富的朱老星、庄稼活和木匠活的好把式伍老拔、封建礼教观念浓厚的老驴头、具有正统观念和狭隘意识的老套子等一批个性鲜明地地道道的农民形象，与朱老忠理想化的英雄形象构成互补，才使《红旗谱》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历程反映得更为真实与浑厚。

(选自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五、民族特色

作为反映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红旗谱》自然而然地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上概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内容，小说反映的锁井镇农民几代人的斗争，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所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具有传统的个性与风貌，继承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慷慨激昂的反抗精神；小说以冀中平原为故事背景，充满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其次在形式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故事性很强。小说一开始就将激烈的阶级矛盾冲突呈现在读者面前，其后情节展开，更是环环相扣，波澜起伏，让读者欲罢不能；刻画人物，主要在激烈的冲突中，以人物的言行，揭示其内心波澜和性格特点；在结构上，作者借鉴古典小说章回的形式，分卷分章，故事独立成章，又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语言上，运用农村鲜活的口语，使人物语言生动、富有个性。同时叙事写景简洁明快，洋溢着浓厚的乡土韵味。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家说过：“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在内容。只有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作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地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画卷。如“脯红鸟事件”，不仅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还轻松地写出冯老兰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以及运涛、大贵两个孩子的不同胸襟和性格，虽酝酿已久，却举重若轻，引出朱严两家第二代人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还有些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精彩，那严老奶奶，无数次唠叨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最后怀着对走关东的丈夫的急切盼望死去。那春兰，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农村闺女形象之一。她与运涛的相爱过程，从两小无猜到以身相许，再到忠贞不渝，都写得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表现出在北方保守的伦理环境下农村姑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感情。作品中写得最美的段落大多与春兰有关，在浓郁的村野气息中，饱含着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眷恋。

（选自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红旗谱》的另一特色，表现在作者努力寻求阶级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与民族心理、乡村风俗和传统文化的联结，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想完成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如作者对朱老忠性格的刻画，着重在吸收丰厚民族心理积淀的基础上，去挖掘人物性格的内涵特质，并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长处。因此，“他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有点像鲁智深；他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有点像李逵；他的勇猛向上、正直无私的气概，有点像武松；他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能耐，又有点像李秀成②见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读建国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载《文艺报》1959年第19期。”。而构成朱老忠性格民族特质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他的豪爽仗义。这种舍己为人、仗义奉献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所滋润而焕发出时代色泽，从而使这一形象成为“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②”。小说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大都是民族化的。人物的民族心理自然外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举止言谈之中。严志祥准备下关东时，老套子说：“外头给你撂着金子哩，还是撂着银子哩，即便撂着金子银子，那金窝银窝也不如咱们的穷窝呀。”这种行为和语言体现的正是中国农民特有的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对“根”的迷恋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有着内在的民族心理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构成了《红旗谱》民族风格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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