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恶孝为先》读后感

概要：一、吴虞非常遗憾，子非鱼先生居然漏过了中国第一个提倡“反孝”、发起非孝思潮的吴虞的故事。现在在下为摆事实，讲道理，将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迹，主动奉献出来与子非鱼兄和大家共享。吴虞是个不幸而可怜又可鄙的人。其父吴兴杰早年任富顺县教谕，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职赋闲，吴兴杰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寻花问柳，家庭因此鸡犬不宁。（吴虞《家庭苦趣》）。后来其父偏听继母谗言，逼迫吴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于其父道德败坏，致使吴虞因此对“孝道”极为反感。进而成为四川反对儒家传统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吴虞日记》）。胡适称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实上是名不符实的吹捧过誉。实际上吴氏由于其父恶劣品行的刺激和影响，素无家教，其人格亦极端自私狭隘，说一套做一套，堪谓其父之遗传。比如，吴虞曾发表《女权平议》，在字面上虚伪地提倡“男女平权”，事实上生性荒yin无耻，多次伙同年轻人逛妓院，写了几十首《赠娇寓》公开发表于《顺天时报》等报纸，公然大张旗鼓地向妓女娇玉邀取欢心；转而却担心他妻子红杏出墙，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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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吴虞
　　
　　非常遗憾，子非鱼先生居然漏过了中国第一个提倡“反孝”、发起非孝思潮的吴虞的故事。现在在下为摆事实，讲道理，将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迹，主动奉献出来与子非鱼兄和大家共享。
　　
　　吴虞是个不幸而可怜又可鄙的人。其父吴兴杰早年任富顺县教谕，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职赋闲，吴兴杰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寻花问柳，家庭因此鸡犬不宁。（吴虞《家庭苦趣》）。后来其父偏听继母谗言，逼迫吴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于其父道德败坏，致使吴虞因此对“孝道”极为反感。进而成为四川反对儒家传统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吴虞日记》）。
　　
　　胡适称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实上是名不符实的吹捧过誉。实际上吴氏由于其父恶劣品行的刺激和影响，素无家教，其人格亦极端自私狭隘，说一套做一套，堪谓其父之遗传。
　　
　　比如，吴虞曾发表《女权平议》，在字面上虚伪地提倡“男女平权”，事实上生性荒yin无耻，多次伙同年轻人逛妓院，写了几十首《赠娇寓》公开发表于《顺天时报》等报纸，公然大张旗鼓地向妓女娇玉邀取欢心；转而却担心他妻子红杏出墙，恬不知耻地要亲友调查他妻子有无“出门应酬”；他本有妻与妾，却又在五十九岁时又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可知他事实上视女性为玩物和私产，并未给予真正的尊重。
　　
　　吴虞的无耻品行，与北大的新气象格格不入。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新文化与旧学界、教育界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指斥他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声名狼藉的吴虞只好被迫辞职。
　　
　　吴虞为了和他父亲争夺家产打官司，将亲生父亲称为“老魔”，指斥他父亲“心术之坏，亦孔教之力也”。用尽手段击败老父后，哀叹道：“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这句话又显现他“非孝”的名不符实，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在乎自己或父亲的作为，对于祖宗是有幸还是不幸的呢？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到老时为了求子传香火而纳妾，而搞留胡须、求巫问卜的迷信呢？
　　
　　由于其父的影响，导致吴虞即无家教，又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兼之他在家庭里十分专制，因而和女儿的关系形同水火，女儿根本看不起他，以至于要革他的命，这使他的晚年非常寂寞，诚是他“大力非孝”的现世报应。
　　
　　吴虞为人自私、专制、观念守旧、人格品质腐败。他的品质与新时代根本不合拍，又高度违反传统道德。他与父亲、女儿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几无真心朋友，生活中充满悖反人情的丑事。日记里的生活记录也是一片阴暗。既不传统，又不现代，不伦不类，臭名远扬，可谓“里外不是人”。
　　
　　吴虞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揭露专制统治者歪曲援引孔孟原典泡制吃人“礼教”。这是正确的。他对儒家文化的判论是“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吴虞文录》之《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吴虞仅称儒教和儒学的“革命”、“转轮”，与今天反儒人士所主张的“打倒儒家”之绝对偏激宗旨有异。可以算是吴氏思想中留有余地的说法。但综观他一生的实际为人，可知吴虞其假名打倒吃人礼教的文字和所谓进步思想，事实上不过是恰值大变革时代巧伪虚文以哗众取宠，借新文化运动图谋个人虚荣。他的为人品行就是万恶“孔家店”吃人礼教的翻版，一点没有新文化的气象。
　　
　　窃思之，子非鱼兄或鄙弃其人其德，故而不援以为例证，这倒是非常正确的。
　　
　　二、柳亚子
　　
　　《柳亚子史料札记》（张明观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xx年11月1日第1次印刷）记载，柳亚子本名柳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柳亚子一生品格，性行乖张、言行不一殆与吴虞相类。更兼浮文无质、热衷名利、毫无自知之明却不知天高地厚、狂妄无忌，除虚矫诗文外，才能不足以济事，德行不足以服众。其人德行，为同时代及至今之文化人士指摘。仅举下列例子为证：
　　
　　柳亚子热衷政治权位，意至不自量力、虚张声势。1946年，曾托人向蒋介石捎话：谁反对柳亚子当政协委员柳亚子就要报复谁！其热衷名利达到超越文士的文明礼仪而使用流氓恐吓措施的程度。
　　
　　1949年，毛泽东安排柳氏在益寿堂休养。某次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正为政坛名利失意而郁愤不已的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管理员为难道：“鲜黄瓜？那得七月以后……”柳亚子竟随手甩了管理员一个耳光！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周不重视他，气愤地大发牢骚危胁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从打门卫、骂哨兵到打管理员，又说要“投湖”、“上吊”，牢骚“一浪高过一浪”气焰嚣张。受到周恩来的当面批评。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特别写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提醒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柳亚子写诗词将自己与毛泽东并称：“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并刻印章自命为斯大林的弟弟、毛泽东的哥哥说：“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借夸耀他人来抬高自己，自居诗皇文圣，狂妄自大。柳氏的狂肆而不自知的认识，可没被毛泽东认同，建国后，柳亚子连出任民革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的机会都没有获得，连在著名学人阶层中保有文人的资格都成了问题，甚至连全国文联领导机构、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的职位也无缘染指，使柳氏颇为郁闷。不能不说，这是他虚有浮文而不务道德人格修养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造成的。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康生，把柳氏所刻印章定性为“反动印章”，勒令销毁，且将柳亚子打为“老牌反革命”，幸好柳亚子早已死去，未受活罪。
　　
　　柳氏投机政治，不被国共两党看好的，因此政坛失意。而作为读过书、会写文的人，其实际修养，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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