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概要：如若《长恨歌》里的确有“旧”可怀，王安忆所“怀”的，也是消失在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中50到70年代的上海“风景”。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来到上海，她将成长时期关于上海的知觉经验，编织进《长恨歌》整部小说关于细部人生的琐屑叙述之中，塑造了一个她所感知和认同的“日常上海”的形象。小说有一个令人惊悚的结局，长脚在杀死王琦瑶的时候，发现她是一个丑陋的女人：“这时他看见了王琦瑶的脸，多么丑陋和干枯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至此，王琦瑶的不受时间侵蚀的美，成为幻影，她所代表的上海“芯子”里的生活和历史也戛然而止，这是王安忆对文化时尚中无所不在的“怀旧”的反讽，也是对自己那一个失去了的时代的哀悼。关于这一部分，可以结合下面的资料来理解。怀旧并非作者的写作目的。“《长恨歌》为怀旧提供最多资料的是40年代的一部，可这都是虚构的，我对那个时代一无感性的经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心理上的怀旧因素，我只是为王琦瑶仅有的好日子，搭一个盛丽的舞台。”怀旧建立在对当前生活存在的缺憾感上，以对现在的稀释和过去的眷顾为体现。而《长恨歌

如若《长恨歌》里的确有“旧”可怀，王安忆所“怀”的，也是消失在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中50到70年代的上海“风景”。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来到上海，她将成长时期关于上海的知觉经验，编织进《长恨歌》整部小说关于细部人生的琐屑叙述之中，塑造了一个她所感知和认同的“日常上海”的形象。小说有一个令人惊悚的结局，长脚在杀死王琦瑶的时候，发现她是一个丑陋的女人：“这时他看见了王琦瑶的脸，多么丑陋和干枯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至此，王琦瑶的不受时间侵蚀的美，成为幻影，她所代表的上海“芯子”里的生活和历史也戛然而止，这是王安忆对文化时尚中无所不在的“怀旧”的反讽，也是对自己那一个失去了的时代的哀悼。

关于这一部分，可以结合下面的资料来理解。

怀旧并非作者的写作目的。“《长恨歌》为怀旧提供最多资料的是40年代的一部，可这都是虚构的，我对那个时代一无感性的经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心理上的怀旧因素，我只是为王琦瑶仅有的好日子，搭一个盛丽的舞台。”怀旧建立在对当前生活存在的缺憾感上，以对现在的稀释和过去的眷顾为体现。而《长恨歌》自始至终渗透着作者对于上海文化的关注和思考，在淡淡感伤的叙事中提出民间心理形态的围困与更迭、传统与现代的磨合等严肃命题。在此过程中王安忆选择回避了以重大事件为主题的宏大叙事，而采取民间视角的另类组织述说方式，人物并未为巨型的主流政治生活逼困，这种思考从而直指自然生态本身。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无论是最初修筑的圆形城墙还是率先冲破这一桎梏，都隐隐暗示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身份。它有着最国际化的时尚外表，又有着最市井的冷暖人情，在汹涌外来的思潮前这座城市是兼容并包的，自觉不自觉地跟随并引领着时代，同时根深蒂固的传统民间意识又造就了上海人特殊的心理文化特征：坚守认定的即得生活情态，骨子里不乏怀旧的情怀。上海是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它的文明最初就建筑在强大封建主义与殖民文化的畸形结合上，加之移民文化、海派文化及都市文化的发端及交融，呈现出富丽颓败的病态美。学者余秋雨将上海文明的心理品性概括为“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上海缺乏现代文明的深厚根基，它始终无法摆脱开放而不自由的尴尬境地。王安忆身为上海人，《长恨歌》可说是她为这座城市书写的民间生态还原史，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关怀。王琦瑶的一生遭际是城市沧海桑田的写照，书中每一个人物也因不同的生存取向和价值观念而具备了不同文化替代符的作用。怀旧不是为了耽溺，而是为了警醒；挽歌不是出于哀悲，而是出于探寻，《长恨歌》因此而立足在坚实的大地而非虚浮的冻土层上。“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结尾以花草的荣枯轮回暗示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关于上海文明的思索也依然必须在黎明破晓前的夜里摸索前行。上海需要一个身份上的认同和方向感的确定，而完成这一切又势必于上海人身上进行人格的调整。其实对于处在文化转型期的整个中国而言，上海的困顿也许正是所有城市同样面临的严峻命题，即使是北京这样以深厚文化底蕴著称的古老城市，也在追求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四合院、老胡同的不断消亡来印证着这一悖论。长恨，蕴含更深的是对传统流失和沦丧的忧思及揪心，对典雅生活的自觉关照及诗意呼唤。

（选自颜流夕《还原人生与文化寓言》）

3．女人和城市

关于《长恨歌》，王安忆坦言：“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这个角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进程与社会变迁的映射。

当学生时代的王琦瑶乖巧可人地提着花书包出现在弄堂口，谁会想到她随后的命运跌宕起伏。“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看似不成功的试镜和拍照，却成功地铺就了通向“沪上淑媛”以及“三小姐”的辉煌道路，而此后的潮起潮落、命运多舛也应该追溯到那一时刻。邬桥的外婆将王琦瑶一眼看穿：“这孩子的头没有开好，开头错了，再拗过来，就难了。”蒋母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王琦瑶的尴尬：“这样出身的女孩子，不见世面还好，见过世面的就只有走这条路了。”没开好头的原因就在于“长得忒好”，“长得好，自己要不知道还好，几年一过，便蒙混过去了。可偏偏是在上海那地方，都是争着抢着告诉你，惟恐你不知道的。所以，不仅是自己骗自己，还是齐打伙地骗你，让你以为花好月好，长聚不散”。“长得好”让王琦瑶这个外表柔顺乖觉的女孩子内心潜藏了一股涌动的暗流，她认为靠自己的外貌可以去改变弄堂出身的命运。其实在40年代的十里洋场，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女子，她们通透世故又有着小小的天真，她们热中于“不动声色”甚至“漫不经心”地乘势推展。这些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上海短暂却又永恒的华美。但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袭来的时候，个个心中期许的“好花常开”“好景常在”成为最先破灭的童话，分崩溃散。女人们的梦想、荣耀、无奈、悲凉、坚韧、守候……均随着繁华旧梦此起彼伏地枯容不迭。“花好月圆”不是“长聚不散”的，但是“王琦瑶”却是永远“长痛不息”的。

所以，王琦瑶的身世遭遇具有象征意义，代表“过去时”的上海，是由历史与现状构成的上海旧幻的神话。王安忆试图将上海40年飘摇变迁的历史浓缩于王琦瑶一个人的经历之中，试图将旧上海的风貌浓缩在王琦瑶生活的那个陋巷蜗居之中。

有评论者认为“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的创造，或是以她为对上海的历史命运的写照，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王安忆以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完成这一使命却使她与上海有了同构的性质：王琦瑶就是上海，上海的历史就是由“王琦瑶”们创造的。王琦瑶和上海一样，历经数劫依然百折不挠、生机盎然。作者把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的潜心关注都化成了《长恨歌》中王琦瑶美丽、单纯、不幸的一生。“人是无所谓有什么本性的，他惟独只有一部历史。”作者把一些读者关注政治、关注大时代风云、关注社会变革的审美趣味收拢来，引向对一个置身于大时代之外，但命运又不免受大时代变动影响，用大时代的边角料锲而不舍裁剪自己人生的一个女人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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