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教案2

概要：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作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二百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一百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 “ 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 ” ，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六四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

　　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作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二百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一百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 “ 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 ” ，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六四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惟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作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 

　　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 “ 白专 ” 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正因为那种领导业务方法，不可能使业务知识得到应有的提高，许多同志终于各以不同原因离开了。因此一来，外机关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会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学习的方法若对头，总有一天会得到党领导认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责任加重是应当的。　　博物馆到计划搞通史陈列时，碰到万千种具体问题，都得具体知识解决，不认真去一一学懂它，能解决吗？不可能的！没有一批踏踏实实肯学习的工作同志，用什么去给观众？ 

　　问题杂，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还是一个 “ 学习 ” 。所以我继续学下来了。以为我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其实是不明白陈列说明中所碰到问题的多方面性。一个研究员在很多方面 “ 万金油 ” 的常识，有时比专家权威还重要得多。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 “ 完全完了，垮了 ” 。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 

　　一、我的生命是党为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 

　　二、我总想念着在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 

　　三、我觉得学习用实践论、矛盾论、辩证唯物论搞文物工作，一切从发展和联系去看问题，许多疑难问题都可望迎刃而解，许多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都可望得出头绪，面对新的历史科学研究领域实宽阔无边。而且一切研究为了应用，即以丝、瓷两部门的 “ 古为今用 ” 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作。 

　　所以当时个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难，也毫无丝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 “ 自以为是 ” 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大致是一九五三年，馆中在午门楼上，举行 “ 全国文物展 ” 。我自然依旧充满了热情，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展出时间似相当长久，因此明白问题也较多。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 “ 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 ” 他们回答： “ 有沈从文 ……” 主席说： “ 这也很好嘛 ……” 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十，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若果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错误，降我的级，作为一个起码工作人员，减我的薪，到三十，至多五十元，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我心脏支持得住，手边有工具书有材料可使用，工作还是可以用极端饱满热忱来完成。而且还深信，这工作是会在不断改正中搞得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老老实实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搞调查研究，有些认识是崭新的，唯物的！我应当用工作来报答主席，报答党。 

　　同样是一九五三年，似九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 

　　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沉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 “ 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 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 “ 一二八 ” 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④，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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