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合璧中西科学文化的骄子》教学参考

概要：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60的振动频率。C60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姊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

1997年为了庆祝吴先生的90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C₆₀的振动频率。C₆₀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的对称的分子不仅在1941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1983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1945年夏抗战时我家的情形：

1945年夏，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姊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51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年生，1985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原载1988年3月17日《文汇报》“笔会”副刊）

二、创造与灵感──在香港中文大学与杜渐先生的谈话

杜：杨振宁教授，我很高兴能和你谈谈，想向你提几个问题，请你回答。这次三联书店要出版你的《读书教学四十年》，我有机会拜读了书稿，你的前言写得很短，里面说这本书并不是自传，但在有些方面，也许比自传更有自传性，为什么这样讲呢?

杨：我想，一个人在不同时候的想法，有时候事后他自己也会忘记掉。可是，当时写出来的东西，或当时谈话的记录，后来是不会忘记的。这本书里面多半的文章是从前的一些访问记录，和从前的演讲，我认为，从记录我的想法的真实性讲来，也许比现在写的自传，更有自传性，更多自传的意义。

杜：你在《读书教学四十年》里谈到，科学研究要有自己的风格，我是学文学的，对科学是门外汉，我理解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格，那么科学家是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呢?还是指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风格吗?还是指哪一方面的呢?

杨：你问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学文史的人，学艺术的人所常常不了解的，因为事实上，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确实有他自己的风格。也许这个风格在科学家工作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的工作里风格的重要性。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可是事实非常之多，并不是每一个事实都有特别的研究价值。这里面需要选择取舍，问哪一个东西值得研究，还要问哪些不同的研究结果应该综合起来，从中提炼出新的想法，从某个立场上讲起来，其实文学家也有类似的问题：人的感情是多方面的，哪一种感情值得描述；哪些感情是作者个人的，哪些是有普遍性的，文学家通过他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就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科学家也是一样的，从千千万万的事实里头，找出来某一些共同点，把这些共同点抽出精华来，得出一个整体的了解，这种取舍是决定一个科学家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跟文学家其实是颇像的，如果把各个不同的科学家的工作拿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取舍方针很不同，他们对于自然现象里的规律和其美妙的了解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的风格，也由此而决定了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包括面广阔、普遍，又能超越时代性的文学作品，没有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包括面广阔、普遍，又能超越时代性的科学贡献，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说，用风格这个词于科学研究，是完全恰当的。

杜：文学是讲形象思维的，而科学研究是面对事实的，逻辑思维很强。文学家和科学家的思维方法毕竟是不同的，虽然从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但文学家比较执著于感情，同科学家到底是不同的。科学家的思维更注重于事实，也更严密一些。

杨：确实不错，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思考里头，他们的工作里头，逻辑性比较弱些；科学的工作里头，不管是哪一行，生物学也好，化学也好，物理学也好，地质学也好，逻辑性确实是比较强的。不过，并不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认为科学只有逻辑。科学绝对不是只有逻辑。只有逻辑的科学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而且在讨论科学的创造性的时候，这部分不是最重要的。举个例子，假如你看见一个树林子，是人工种的，是排得很整齐的一排一排的树，你坐汽车在这些树旁边走过时，会发现从一个方向看，这些树排得很整齐，再往前走，换另一个方向，这些树又排得很整齐。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看出不同的规律。同样把一个晶体拿来，从不同的方向看，也可以看出来，规律是逻辑性的，可是科学的创造不只是从每一个方向去发现与了解那个方向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想像，通过灵感，一下子同时了解每一个方向的规律。这种更高一层的了解就不只是逻辑思考所能达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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