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钗十二”与《金陵十二钗》

概要：3，《金陵十二钗》主要笔墨写的是女性群体，但不是“女儿国”。其中的“金钗十二”也并非深锁后宫，只受皇帝一人宠幸的“六宫粉黛”。《脂批》说：“宝玉是众钗之贯”（贯，穿铜钱的绳索。今本改为“冠”。不确。），应指荣府的群钗故事是以宝玉为线索贯穿；宝玉不是“皇帝一人”而是“情种一个”。小说的正面，她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官宦之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和认识；她们有自己的爱情憧憬、追求，以及与当时的封建礼教打着“擦边球”。大观园里有宝玉这位情种及多情群钗，加上亲戚、买来的丫鬟、女伶，乃至女尼。作者创造的这种条件，大约天下所有的言情戏都可以在此上演，包括正常的和淫秽的。但是，作者笔下，在荣国府发生的男女之情的故事，基本上是正常的，包括贾瑞与王熙凤的故事、贾琏与多姑娘的故事。而宁国府则相反。贾珍与秦可卿的故事，作者原始稿本上如“遗簪”、“更衣”等情节写得过细，推测作者原意是界定“正常与淫秽”，用具体情节揭露贾珍的淫秽、丑恶面目，并非作品主题。后来的批书人“畸笏叟”看来，一方面过多损害了受害人秦氏，是不公正的（见《秦可卿之谜》）；其二，为避免授人以“淫词小说”把柄，因命芹

3，《金陵十二钗》主要笔墨写的是女性群体，但不是“女儿国”。其中的“金钗十二”也并非深锁后宫，只受皇帝一人宠幸的“六宫粉黛”。《脂批》说：“宝玉是众钗之贯”（贯，穿铜钱的绳索。今本改为“冠”。不确。），应指荣府的群钗故事是以宝玉为线索贯穿；宝玉不是“皇帝一人”而是“情种一个”。小说的正面，她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官宦之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有所接触和认识；她们有自己的爱情憧憬、追求，以及与当时的封建礼教打着“擦边球”。大观园里有宝玉这位情种及多情群钗，加上亲戚、买来的丫鬟、女伶，乃至女尼。作者创造的这种条件，大约天下所有的言情戏都可以在此上演，包括正常的和淫秽的。但是，作者笔下，在荣国府发生的男女之情的故事，基本上是正常的，包括贾瑞与王熙凤的故事、贾琏与多姑娘的故事。而宁国府则相反。贾珍与秦可卿的故事，作者原始稿本上如“遗簪”、“更衣”等情节写得过细，推测作者原意是界定“正常与淫秽”，用具体情节揭露贾珍的淫秽、丑恶面目，并非作品主题。后来的批书人“畸笏叟”看来，一方面过多损害了受害人秦氏，是不公正的（见《秦可卿之谜》）；其二，为避免授人以“淫词小说”把柄，因命芹溪删去四五页（第十三回脂批）。贾珍、贾蓉、贾琏与尤二姐的故事，作者又非常明显的将贾珍父子与贾琏的行为，在“性质”上作以区分；对前者的行为以及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当属康熙“淫词小说”范畴；而贾琏的“包二奶”，小说中，作者又同情了贾琏，这是那个时代封建礼教所允许的。不可与当今同日而语。

4，《金陵十二钗》中，云来雾往的一僧一道，手持风月宝鉴施法等，是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不是宗教文化；如同第十六回，秦钟临死前，魂魄离身，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脂批：作者故意借世俗愚谈愚论设譬，喝醒天下迷人】这里，作者采用《聊斋》笔法，脂批称其为“设譬”。康熙时的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写神鬼妖怪，早于《金陵十二钗》。关于秦钟鬼魂的这类描写，分析有两种可能意图：一，肯定、认同这种“设譬”的写作方法；二，不属“蛊惑人心，惑世诬民”（康熙禁邪教语）的宣扬邪教之流。《金陵十二钗》中的马道婆与赵姨娘联手加害宝玉，替贾环“夺权”，才是邪教、妖道；即便如此，文学作品中，采用《聊斋》之法，将马道婆的妖术“真实化”的表演一番，也是很精采的段子。小说中，道清观的张天师、芦雪庵的妙玉则是正当的宗教文化活动，而予以肯定。

从“曹雪芹”取《金陵十二钗》书名的初衷，到该书基本完成的百万言故事中，作者几乎写尽天下各色女性群体。各阶层的女性群体中，唯独“嫔妃群体”是一个特殊敏感的人群：她们与皇帝紧密相连；与王朝的兴衰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每当“大厦倾”时，她们又是最先和最无奈的受害者。杨贵妃在马嵬坡自尽，替唐玄宗“顶缸”（秦可卿在天香楼自尽，替贾珍顶缸；晴雯、黛玉、金钏之死，也是替宝玉顶缸）；崇祯皇帝上煤山之前，安排其皇子避难，而赐死周皇后、袁贵妃，又杀死长公主及嫔妃数人。周皇后说的最后一句话：“妾跟从你十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敢不死。（无可奈何）”此与《金陵十二钗》中宝玉出家，其妻妾、红颜知己的无可奈何的命运何等相似！小说的重头戏以及与主题扣得最紧的，即是“痴情司”中“金陵十二钗正册”的“正钗”，也就是“金钗十二”的隐喻之一，——嫔妃们。如果小说的初衷只是写一个大户人家的女人们，即便是妻妾成群、歌舞之妓颇多，也不必引进“金钗十二”的古典。不可否认的是，小说中的确出现一位元妃；贾政、贾琏的妻妾虽有而不能算多，也不见重要角色贾珍有妾；算上从苏州采买了芳官等“十二个女子”，符合“歌舞之妓颇多”的典故。但是，小说正面的嫔妃、妻妾、歌舞伎三者的人物、故事，在小说中既非主角，也不占主导地位；而是处于陪衬地位，服务于宝、钗、黛等所演绎的第一主题；同时也正面演绎了封建大家庭“盛宴必散”的道理（可称为第二主题）。但是，尽管那些处于陪衬地位的人物故事，如刘姥姥、晴雯家世、袭人家世，以及众多丫鬟、仆人的生活及遭遇等，由于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令今人读《红楼梦》时，仍可见到当时真实的底层社会。一部《红楼梦》唤起世人的反思、同情，大大地突破对杨玉环、李香君的反思的局限性。这是有着同样写兴衰主题的《长生殿》、《桃花扇》无可比拟的。世人对黛玉、宝钗、晴雯等的同情、反思乃至知名度远远超过杨玉环、李香君。正是由于前者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典型性。

从上述前四条和后四条的对照来看，《金陵十二钗》极象一纸“红头文件”。负责解释当时（清初）文化领域中的一些方针政策和策略性的问题：其一，当时上层文化领域，由于洪升“长生殿事件”及《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革职等，造成对汉族文人的震动和误解；肯定了他们的创作主题，而提出解决造成满、汉双方误解的“策略”，特别是涉及政治主题的作品，尽量避免直写前朝皇家及权势，（孔尚任在此时、此处犯了大忌）。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恐怕今后汉族文人无敢重蹈洪、孔、赵（秋谷）覆辙者；何谈文化复兴？其二，康熙提出“禁淫词小说及僧道邪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需要具体界定。否则与洪、孔同时代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样会受到指责；至于“淫词小说”，它是相对正常的言情小说而言；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它所涉及范围极广，这在《金陵十二钗》中，各式各样的爱情、婚姻故事情节，例如，作者同情恋爱自由，贬责包办婚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当时封建礼教的陈腐观念，这往往被认为《红楼梦》反封建的口实，（笔者认为，说此为理念上的进步较妥）；小说中，凡是当时封建礼教所容纳的，如，贾琏包养尤二姐，这在“无后为大”的当时社会，加上家有雌老虎王熙凤，作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贾琏，在当时是合乎情理的；贾珍父子与秦可卿、尤氏姊妹的关系，贾珍父子才是“淫秽种子”，后者是受害者，这在具体情节的描写上，两者极难分开。《金陵十二钗》原稿中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应是原作者的小小失误，“淫丧”字眼不可加给秦氏，而批书人深知个中就里，改写了此回。《金陵十二钗》仿佛是一部对康熙时期文化、文人（特别是汉族文人）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康熙圣谕中的某些方面如淫词、邪教的界线等，作以详细说明、解读的“文件、文书”。只不过该“文件”是采用小说的特殊形式（非官方文书或要人“讲话”）表达、沟通而已。若如此，这恐怕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范本”——用小说体裁写成的“创作指南”。显然，它又带有在某些文学创作指导意义上的“官方色彩”。因此，此范本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概率极小，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苛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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