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2、“安能行叹复坐愁”和“心非木石岂无感”两个反问句，在表现诗人情感变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明确】“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个反问句，从字面上看，是说人生苦乐自有命，怎么能行时叹息坐时愁呢？应该学会自我宽慰。实际上，语言中蕴含着不平之气。这个反问句，诗人含着不平，提出不言愁，感情基本上还比较平稳。 “心非木石岂无感”一句，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大转折。上文中，以“人生亦有命”来宽慰，以不言愁来消愁，感情还能克制。到借酒浇愁，其结果是愁更愁，情感之流开始奔涌。到“心非木石岂无感”，感情沸腾，在这句达到了高潮。 3、概括本诗的写作风格： 此诗的语言近似口语，明白晓畅。诗歌的情感时而压抑，时而奔放，将复杂的心理历程表现得曲折婉转。 六、延伸拓展： 1、从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方面，说说此诗对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有哪些影响？ 【明确】 作者的《拟行路难》对李白的《行路难》很有影响。 从思想内容看，都是写怀才遇的悲愤不平的感情。 从语言风格看，都得力于汉乐府的影响。语言质朴，用近乎口语的文字表现深邃的诗意。 2、推荐阅读：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
《拟行路难》教案教学设计2（新人教版高二选修）,标签：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大全,http://www.88haoxue.com2、“安能行叹复坐愁”和“心非木石岂无感”两个反问句，在表现诗人情感变化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明确】“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个反问句，从字面上看，是说人生苦乐自有命，怎么能行时叹息坐时愁呢？应该学会自我宽慰。实际上，语言中蕴含着不平之气。这个反问句，诗人含着不平，提出不言愁，感情基本上还比较平稳。
“心非木石岂无感”一句，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大转折。上文中，以“人生亦有命”来宽慰，以不言愁来消愁，感情还能克制。到借酒浇愁，其结果是愁更愁，情感之流开始奔涌。到“心非木石岂无感”，感情沸腾，在这句达到了高潮。
3、概括本诗的写作风格：
此诗的语言近似口语，明白晓畅。诗歌的情感时而压抑，时而奔放，将复杂的心理历程表现得曲折婉转。
六、延伸拓展：
1、从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方面，说说此诗对李白的《行路难（其一）》有哪些影响？
【明确】
作者的《拟行路难》对李白的《行路难》很有影响。
从思想内容看，都是写怀才遇的悲愤不平的感情。
从语言风格看，都得力于汉乐府的影响。语言质朴，用近乎口语的文字表现深邃的诗意。
2、推荐阅读：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1）找出这首诗的诗眼？
【明确】忧思
（2）诗人是如何表现他的忧思的？
【明确】开头两句通过动作描写（夜晚失眠，起来弹琴），婉约表达了诗人心中的隐忧。三、四、五、六句通过“明月、清风、孤鸿、翔鸟”以动写静，渲染出一种凄清的意境，以清冷的自然景色为衬托来抒写内心的孤独和忧思。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点破忧思、伤心。
（3）诗人为什么会如此伤心，如此忧思？（引导学生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解答）
【明确】三国魏晋时人。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与周旋。生于乱世，阮籍常用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详细内容见补充资料）
七、作业布置：
1、背诵《拟行路难》。
2、《导与练》相关部分的练习作业。
附：鉴赏资料
1、《拟行路难》
《拟行路难》着重表现诗人在门阀制度压抑下怀才不遇的愤懑与不平。
诗歌开首两句由泻水于地起兴，以水流方向的不一，来喻指人生穷达的各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它能够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揭示深刻的哲理，即以水流方向各别来显示人生遭际的殊异，耐人咀嚼，叫人感悟。
次二句承接上文：既然人的贵贱穷达就好比水流的东西南北一样，是命运注定、不可勉强的，那又何必烦愁苦怨、长吁短叹不已呢？表面上，这是叫人们放宽心胸，承认现实，其实内里蕴蓄着无限的酸辛与愤慨。这关键就在一个“命”字上。大“命”当头，谁还能强争强求？只能听凭它贵者自贵，贱者自贱。但反过来问一声：“命”就真的那么公正合理吗？为什么人人必须服从它呢？低头认“命”，原是无可奈何的事；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归之于“命”，这本身就包含着无言的控诉。
再往下，诗思的发展仍然循着原来的路子。认了“命”，就应设法自我宽解，而喝酒正是消愁解闷的好办法。我们的诗人于是斟满美酒，举起杯盏，大口大口地喝将起来，连歌唱《行路难》也暂时中断了，更不用说其余的牢骚和感叹。
那末，矛盾就此解决了？诗还用得着写下去吗？“心非木石岂无感”一句陡然翻转，用反诘语气强调指出：活着的心灵不同于无知的树木、石块，怎么可能没有感慨不平！简简单单七个字，把前面诸种自宽自解、认命听命的说法一笔抹倒，让久久掩抑在心底的悲愤之情如火山般喷射出来，其热度和力度足以令人震颤。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扔下手中的酒杯，横眉怒目，拍案而起，正要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大声抗辩。可是，他并未由此再进一步发泄这种感愤，却轻轻一掉，用“吞声踯躅不敢言”一句收结全诗，硬是将已经爆发出来的巨大的悲慨重又吞咽下去。“不敢言”三字蕴藏着无穷的含意，表明诗人所悲、所感、所愤激不平的并非一般小事，而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内容；愈是不敢言说，愈见出感愤的深切。经过诗篇结末两句这样一纵一收、一扬一抑，就把诗人内心悲愤难忍、起伏顿宕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套用一句老话，谓之“笔力足以扛鼎”。
这首诗在音节上也有它独到的地方。它不像前面第一、第三首诗采用纯七言句，而是用的长短相间的杂言体。杂言似乎不及七言整齐，但有个好处，就是能灵活组织句子，便于选择合适的声腔，以配合文情的传递。本诗头上六句正是巧妙地运用了五七言句式的交错，建构起一短一长、一张一弛的节奏形式，给人以半吐半吞、欲说还休的语感。而到了结尾处，则又改为连用七言长调，有如洪水滔滔汩汩地涌出闸门，形成了情感的高潮。声情并茂，可以说是鲍照乐府歌行的一大特点，它对唐人歌行体诗篇也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细心玩味。
——选自《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第759—76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困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磋”。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磋”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究竟是何种“忧思”？我们当然更是无法弄清，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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