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牡丹亭》教案2

概要：三、主题思想 全剧通过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动本质，批判了程朱理学，表现了明代妇女对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渴望，歌颂了青年叛逆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进行的斗争。 《牡丹亭》的主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统治阶级已经变得更加顽固和腐朽。他们竭力鼓吹程朱理学，高唱“女德”，表彰贞节。《明史·列女传》所收节妇烈女的数目，比《后汉书》以下任何一代正史多出许多倍。可见，明代对人们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是何等严酷。但是，勇于反抗的青年一代，为了不让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在礼教的束缚下窒息，要求打碎枷锁，摆脱羁绊，探索生活的道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们总是一灵以求，生死以之。 汤显祖把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对理想世界的强烈憧憬，解释为“情”；把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和封建道德观念对人们思想上的禁锢，解释为“理”，把人们为粉碎枷锁、摆脱羁绊、冲出牢笼所作的斗争，解释为“以情格理”（情与理的斗争）。汤显祖坚信未来，因此他对这种“情”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赋予它一种驾凌三界、摆脱生死的超现实力量。他认为“情”能够达到“生者可以死，

全剧通过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的浪漫主义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反动本质，批判了程朱理学，表现了明代妇女对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渴望，歌颂了青年叛逆者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所进行的斗争。

《牡丹亭》的主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统治阶级已经变得更加顽固和腐朽。他们竭力鼓吹程朱理学，高唱“女德”，表彰贞节。《明史·列女传》所收节妇烈女的数目，比《后汉书》以下任何一代正史多出许多倍。可见，明代对人们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是何等严酷。但是，勇于反抗的青年一代，为了不让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在礼教的束缚下窒息，要求打碎枷锁，摆脱羁绊，探索生活的道路。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们总是一灵以求，生死以之。

汤显祖把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对理想世界的强烈憧憬，解释为“情”；把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和封建道德观念对人们思想上的禁锢，解释为“理”，把人们为粉碎枷锁、摆脱羁绊、冲出牢笼所作的斗争，解释为“以情格理”（情与理的斗争）。汤显祖坚信未来，因此他对这种“情”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赋予它一种驾凌三界、摆脱生死的超现实力量。他认为“情”能够达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因此，剧本中的那种梦中相恋、起死回生的奇迹都源于“情”。即所谓“第云理之所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均见《题辞》）

超越一切的抽象的“情”，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汤显祖所宣扬的反封建的“情”是作为封建的“理”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它乃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有力批判，表达了不愿被礼教吞噬的青年一代对爱情、对幸福生话的憧憬和追求。体现在剧本中，就是杜丽娘、柳梦梅与封建家长杜宝之间的尖锐冲突。《牡丹亭》在爱情领域内所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与明中叶进步思想家反对程朱理学、摆脱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是一脉相通、遥相呼应的。正因为这样，《牡丹亭》才比其他爱情剧有着更高、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

《牡丹亭》所描写的爱情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的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运动的突破口、或者一种缩影来表现，而不是单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梦中相见，因梦生情，由情而病，情痴至死，又因情而生。出生入死，皆情之所至。这不单使全剧从情节结构到人物塑造都充满了浪漫的色彩，使剧本在爱情描写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且，作者赋予爱情以能够战胜一切险阻，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中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

四、人物分析

（一）杜丽娘的形象及其意义

杜丽娘是《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叛逆者形象。

1、苦于幽闺，乐于梦境。

杜丽娘本是一位才貌端妍、聪慧过人的官宦千金，《四书》能逐一记诵，摹卫夫人书法几可乱真。作为父母掌上明珠般的独生女，她非常孝顺；作为女学生，她对塾师陈最良十分尊敬。但就在这位娇小姐身上，同时也表现出她对美、对爱、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和追求。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朱门深宅，除了父亲与塾师再也见不到任何男性；因为无聊在绣房中午睡一会儿，就会被父母教训一顿；衣裙上绣了一枝花儿、一双鸟就被母亲视为邪思妄念；自家的后花园更是从来没有涉足过。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越发引起她的苦闷与不满。“闺塾”一出，就是她青春觉醒的开端。她对陈先生“依注解书”的授课方法深感不足，认为《诗经·关雎.》篇不一定是歌咏后妃之德，而是对自由相亲的鸟儿、浪漫结对的君子与淑女的礼赞。于是在这古老恋歌的启发下，在丫环春香的引导下，她背着父母，游览了后花园，并由此燃起了热爱自然、珍惜青春、追求爱情的强烈火焰。以致不由自主地做起了大胆的白日梦。梦中与一青年书生千种风情、万般缱绻、恣一时之欢。实现了现实中绝对不能实现的心愿。

这里，杜丽娘对“情”的追求显然是以“欲”为基础，是“欲”——“情”，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追求张生是“情”——“欲”（一见钟情后月下偷期）截然不同。杜丽娘并不是先爱上了柳梦梅再去梦中幽会，而首先是难耐青春寂寞，由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与柳的梦中合欢，由此孕育了生死不忘之情。这正是剧作家汤显祖所主张的包括性爱之欲在内的“情”。本来，在严格的封建礼教中，青年男女自由产生的相慕之情就不被传统观念容忍，至于“情”之后更深一层的性爱之“欲”，特别是女性之欲，连提起来都是“淫鄙无耻”，而汤显祖在剧中却大加张扬，它其中所蕴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无疑地要比一般歌颂爱情来得更加强烈，更具时代色彩。

2、因情而死，为情再生。

杜丽娘的白日梦不想被母亲撞醒，在“惊梦”之后，她的性格进一步发展了。她要把梦境变为现实。“寻梦”一出就是她对现实的不和对命运的抗争，面对花园中那棵与清人幽会的梅树，她沉重而又坚定地唱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在残酷现实中，她因情生病，由病而死。她的死，不是死于恶势力的直接摧残，而是死于她对爱情的渴望，死于环境对她的窒息。在杜丽娘的周围，她的父母、她的塾师，都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一个绝对符合封建礼教规范的淑女，而没有一个要安心加害于她。杜丽娘实际是在当时一张无形的封建礼教的巨大罗网中苦苦挣扎，以她那样的一个弱女子，她所作的只能是那样的徒然的抗争，她的现实的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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