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教学参考

概要： 至于反对“剿袭”，顾炎武深受家学影响。他在《钞书自序》中引用其叔祖（嗣祖）的话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假设班固改《史记》，朱熹改《资治通鉴》，肯定都不如原书好。可是，“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也”。这种观点虽然过于极端，有是古非今之嫌，却也道出了时弊，同时表明顾氏家族朴厚的学风。顾炎武青少年时代，常以钞书为课，为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他在《日知录》卷十八《窃书》一条中，更为激烈地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至于“谀佞之文”，是指多溢美之辞的书序铭状等应酬文字。顾炎武曾说“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如果只作《原道》《原贤》《争臣论》等政论文章，不写碑志表阡一类的“谀墓之辞”，那真可以称之为泰山北斗了。他为了拒绝别人请托写铭状之文，竟在家里悬牌明示，可谓“绝情”。他的好友李中孚再三请他为其母作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是“一

    至于反对“剿袭”，顾炎武深受家学影响。他在《钞书自序》中引用其叔祖（嗣祖）的话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假设班固改《史记》，朱熹改《资治通鉴》，肯定都不如原书好。可是，“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也”。这种观点虽然过于极端，有是古非今之嫌，却也道出了时弊，同时表明顾氏家族朴厚的学风。顾炎武青少年时代，常以钞书为课，为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他在《日知录》卷十八《窃书》一条中，更为激烈地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至于“谀佞之文”，是指多溢美之辞的书序铭状等应酬文字。顾炎武曾说“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如果只作《原道》《原贤》《争臣论》等政论文章，不写碑志表阡一类的“谀墓之辞”，那真可以称之为泰山北斗了。他为了拒绝别人请托写铭状之文，竟在家里悬牌明示，可谓“绝情”。他的好友李中孚再三请他为其母作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这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与人书》十八）。《日知录》卷十九还有一条为《书不当两序》，指出时人著书，为了博得文名，请人写序多至两序、三序甚至四序，实在是过于虚荣。由此，顾炎武模仿孔子的口吻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据以上分析可见，作者虽然立论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却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而且把重点稍稍落在了对写无益之文的批判上。

    著书之难

    《著书之难》是《日知录》卷十九的第三篇，以考察子书演变的轨迹为缘起，纵议“著书之难”，意在强调自成一家的独立创作的可贵。作者首肯《孟》《荀》，后及《老》《庄》《管》《商》诸书，不难看出他以儒家著作为上的评价准则；《孟》《荀》而外，列《老》《庄》于《管》之前，不以年代列次，亦见出他对《老》《庄》的称赏。然后捻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指出它们是杂取诸子，“汇而成书”的，所以不能自成体系，子书因此“一变”，遂流毒千古，成为后代没有独创性个人著述的滥觞。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著书原则，即“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实际上，作者在《日知录》题辞中为自己写作确立的原则，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时人能达到吗？作者自己又能做到多少呢？对此，顾炎武避而不谈，又转而援引古事，继续申说。他祭出的两个事例，一为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为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赞赏它们都是毕作者“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作者举这两部书，看似随意，实有深意，潜隐着他自己的价值尺度。这两部书都是经世致用著作的典范，是史学巨著，在作者眼里显然高于一般的文人作品，哪怕是杜诗韩文。因为有情感的倾向寓注其中，作者竟避开质量问题不谈，却对两位作者著书态度大加称扬，对其书的“小有舛漏”宽宏大量，可谓爱之也深，责之也轻。最后，作者又把目光移回近世今世，指出后人著书，产量越高、速度越快，错误也就越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世作者，人心不古，把写书看得太容易，成名成家之心迫切──归根结底，还是创作态度诚实与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动机决定一切。顾炎武在《与人书》（十）中说：“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他认为自己的《日知录》是“采山之铜”，必发前人之所未发，是灿然一新之作。

    顾炎武一向以“六经”为旨归，但对于诸子百家之学，也兼容并包。在这一条文字中，他于《孟》《荀》之外，还肯定《老》《庄》等六家之言，体现出他融经通史参之诸子的治学理念。这则文字，以古证今，大有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之慨，表现了他复古主义的情调。其中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尺度标准、爱恶褒贬，颇寓春秋笔法，学习时要仔细体味。

    文人之多

    《文人之多》并见于《日知录》卷十九，是顾炎武议论“文人”的著名篇章，起笔以感叹开端，直揭主题，融入了强烈的情感：“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这一开头，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文人之多”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单说“唐宋以下”？再往下读，就会明白作者的本意。他说“文人之多”，是因为有些“不识经术，不通古今”的人，滥竽充数，“自命为文人”。显然，在作者心目中，“文人”这一称呼是有其特定意义的，作为“文人”，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识经术”“通古今”。作者用苛刻的眼光审视“唐、宋以下”的元明清时代，即对于他来讲的“近现代”，表明了他关心社会现实的精神，也表现出他尊古复古的思想。

    议论过后，作者接连引用古人诗文话语，反复申述上面的意思。首先引用的是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诗。这是一首家庭版“劝学诗”，是韩愈写给他儿子韩昶的。韩昶生于徐州的符离，故小名曰符。全诗为五古，54句270字，大意在于论说学习的重要性。小孩稚幼之时，嬉戏玩耍，看不出差别。长大以后，或龙或猪，高下不一，取决于“学与不学”，“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本文引用的几句，意义相对独立，强调“经训”是学问之根本，博古通今为治学之基石，舍此则如秋水池塘，朝满夕涸，不但学问做不成，而且还可能在安身立命上陷于困境。可以说，韩愈这样的论调是颇合顾炎武思想的。文章是浮华空虚的，经术是切实有用的，这是顾炎武引诗借以传达的主要意思。

    引完韩诗，作者未即作评论，又引宋人刘挚训示子孙的话，作进一步申述。刘挚为北宋中后期人物，历仕仁宗、神宗、哲宗诸朝，曾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等职。他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初仕，任南宫（今河北省南宫市）县令时，为民请命，上书朝廷，大幅度提高了绢、棉折合税钱的价格，百姓感恩戴德，泣呼“刘长官活我”。顾炎武所引之语，出自《宋史》刘挚本传，其文曰：“挚嗜书，自幼至老，未尝释卷。家藏书多自雠校，得善本或手抄录，孜孜无倦。少好《礼》学，其究‘三礼’，视诸经尤粹。晚好《春秋》，考诸儒异同，辨其得失，通圣人经意为多。其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顾炎武在《与友书》（十八）中谈到，他“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可见他对这句话感受之切，赞赏之深。行文至此，作者又跳出文面，慷慨激昂，直言“以文人名于世”的无足轻重，把议论推向高潮。刘、顾二人如此崇尚经术，重视器量见识，轻蔑文采华章，和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免偏激，但也切中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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