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三则教学参考

概要：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见于《法言·问明》，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明朝乃至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时的三个人物。陆文裕，即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卒谥文裕，上海人，明代著名藏书家。刘文靖，即刘健（1433—1526），字希贤，卒谥文靖，洛阳人，明孝宗时曾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政。弘治十一年（1498）任首辅。空同，即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李梦阳是当时诗坛的领袖人物，主张古体学魏晋，近体学盛唐。《明史》刘健传说，在当时海内人士皆扺掌谈文学时，刘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文中提到的“吉士”，即“庶吉士”，也称庶常，名称取自《尚书·立政

    接下来，作者又引述西汉扬雄和宋代黄庭坚的话，继续说明务实与尚华的关系。扬雄的话见于《法言·问明》，以草木为喻，对别人赏其文辞（辞赋作品）不赏其义理（学术著作）痛心疾首；黄庭坚的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以文才的高低作为提拔奖掖后生的标准，是鼓励助长了华而不实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到了明朝乃至顾炎武的时代仍有延续，无助于国计民生，只增加浮饰虚华，是很可悲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本朝掌故，不无痛心地指出“嘉靖以来，亦有此风”。下面的文字，涉及了当时的三个人物。陆文裕，即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卒谥文裕，上海人，明代著名藏书家。刘文靖，即刘健（1433—1526），字希贤，卒谥文靖，洛阳人，明孝宗时曾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政。弘治十一年（1498）任首辅。空同，即李梦阳（1473—1530），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李梦阳是当时诗坛的领袖人物，主张古体学魏晋，近体学盛唐。《明史》刘健传说，在当时海内人士皆扺掌谈文学时，刘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文中提到的“吉士”，即“庶吉士”，也称庶常，名称取自《尚书·立政》中的“庶常吉士”，是中国明清时代供职于翰林院的短期职位，在新科进士中择其优秀者担任，有“见习”之意，目的是让他们在翰林院内学习深造，然后再授各种官职。陆深在《停骖录》一文中，记叙了当初自己考中进士，成为庶吉士，与众人一同拜访刘健的情景。刘健对这些庶吉士说：“人学问有三事，第一是寻绎义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经纶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后生辈，才得科第，却去学做诗。”他认为，作诗就是作到李白、杜甫的地步，也无济于世，李杜不过是两个醉汉。另外，李梦阳在《论学》一文中也提及刘健“李杜，只是个酒徒”的观点。对此，李梦阳颇不以为然，加以辩驳，所以本文有“空同大以为不平”之语。行文至此，语气渐缓，而意味深长。

最后一段，引用《宋史》欧阳修本传中的话，再次表明顾炎武崇尚实用的思想。欧阳修为北宋一代文宗，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未名之时，多得到他的称扬。但他也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任开封府尹、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考核天下兵马及屯戍部队，察其地理位置，画为图籍。他被贬为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县令时，发现旧案错误颇多，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由此可见欧阳修对政事的关心，也可看做他对“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观念的践行。

这一则文字，引用古人论述，核以当时社会风气，对唐宋以下文人泛滥、世风浮华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作者的话虽不多，却融入了他对于立身处世的深沉思考，总归于为学要通古今之变，要经世致用。

    问题研讨

    1．“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精神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在《卫灵公》篇中，孔子对子贡也说他并非“多闻而识之”，而是“一以贯之”。如果说孔子以“忠恕”“仁”“礼”等思想贯穿始终，那么，顾炎武则是以“经世致用”为其信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课文节选的三则札记，在《日知录》中编次相近，是顾炎武论文章及文人的经典段落。《文须有益于天下》，强调文以载道，文以纪事，文以揭示民间疾苦、称扬善行，从正面立论，从反面申述，旗帜鲜明地主张作文要经世致用。《著书之难》析古剖今，提出“必古人之所未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著述标准，主张独创，反对急功近利，实际上还是在提倡治学不为空言，要切合实际，期于有用。《文人之多》主张“识经术”，“通古今”，去华就实，从养器识的角度强调修身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唐宋以后，著作泛滥，文人之多，文风浮华，都是作者的思想观念出了问题，所以首先要端正创作态度。虽然，比起顾炎武那些论述“治道”的札记，他的文论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

    2．《著书之难》与《文人之多》立论之异同

    这两则札记可作比较阅读，它们的立论有异有同。相异之处是：《著书之难》以著述为话题，从正面立论，说“难”是高标准严要求，是为了与“后人之书”的“易”作对比。《文人之多》是以人为话题，从反面立论，说假“文人”多，正是要揭示真“文人”少。相同之处是：《著书之难》与《文人之多》所强调的主旨具有一致性，借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3．两种文人

    《文人之多》中，涉及到两种文人概念，是否“识经术”“通古今”成为这两种文人的标志。实际上，班固的《汉书》始设“儒林传”，为五经博士立传；范晔的《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另设“文苑列传”，为工于诗赋文章的文人立传。这样，从史学传记上，就区分了两种文人。精通经术的，归于儒林；擅长文学的，归于文苑。但是不是治经者就一定值得赞赏，为文者就全都不值一提呢？作者的立论是否过于极端？对此，可展开讨论。从汉代到清朝的经学家，很多人过分注重章句之学，根本不顾全篇旨意，有舍本逐末之弊。李白有一首著名的讽刺诗《嘲鲁儒》即言：“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另一方面，文学家也并不是普通的“醉汉”，文学除了它的审美价值之外，还有它反映社会现实的认识功能，不可一概抹杀。

    4．三种语言风格

    这三则札记，主旨相同，内容相关，但在语言风格上却不尽相同，表现出作者行文风格的多样性。《文须有益于天下》堂堂正正，立论鲜明，锋芒毕露，言辞掷地有声，足以惊世骇俗；《著书之难》则委婉曲折，叙议结合，慢慢铺陈，水到渠成；《文人之多》则感情炽烈，执议偏激，声势夺人，一气呵成，其中不乏尖刻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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