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教案（外国诗歌散文欣赏选读）

概要：东方民族沉疴已深，需要惊天动地的“诅咒”，需要摧枯拉朽的“暴风”。因而纪伯伦以“疯人”的姿态出现，自觉做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先驱者”，其目的是要摆脱屈辱和落后，获得民族新生。www.88haoxue.com（www.88haoxue.com）纪伯伦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剖析民族性格的负面价值，不意味着对民族传统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对民族发展的悲观绝望。在《相会》一篇中，作者把黎巴嫩和埃及拟化为一对青年男女，追忆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奋斗和光荣的历史。《时世与民族》中，通过时世老人来评说叙利亚的落后：“叙利亚，你所说的衰落，我把它称之为必要的沉睡，随之而来的将是朝气勃勃，充满活力。因为花儿只有枯死才会重生，爱情只有离别后才会变得更加炽烈”。是的，只要正视民族面临的问题，在屈辱中奋起，从沉睡中惊醒，革除陈弊，积极进取，一种富于活力的新文化，一个勃勃朝气的新民族就会出现。超越性追求由于英年早逝，纪伯伦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他1903年发表第一篇文学小品算起，到他去世的1931年，不到30年。纵观他近30年的创作，明显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

东方民族沉疴已深，需要惊天动地的“诅咒”，需要摧枯拉朽的“暴风”。因而纪伯伦以“疯人”的姿态出现，自觉做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先驱者”，其目的是要摆脱屈辱和落后，获得民族新生。www.88haoxue.com（www.88haoxue.com）

纪伯伦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剖析民族性格的负面价值，不意味着对民族传统的全盘否定，也不意味着对民族发展的悲观绝望。在《相会》一篇中，作者把黎巴嫩和埃及拟化为一对青年男女，追忆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奋斗和光荣的历史。《时世与民族》中，通过时世老人来评说叙利亚的落后：“叙利亚，你所说的衰落，我把它称之为必要的沉睡，随之而来的将是朝气勃勃，充满活力。因为花儿只有枯死才会重生，爱情只有离别后才会变得更加炽烈”。是的，只要正视民族面临的问题，在屈辱中奋起，从沉睡中惊醒，革除陈弊，积极进取，一种富于活力的新文化，一个勃勃朝气的新民族就会出现。

超越性追求

由于英年早逝，纪伯伦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从他1903年发表第一篇文学小品算起，到他去世的1931年，不到30年。纵观他近30年的创作，明显可以看到他创作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尽管中间的界限不是截然分明。前、后两期的发展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

第一，在创作形式和语言运用上，前期以小说为主，也写散文诗；后期以散文诗为主，也写过诗剧。前期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后期主要用英语写作。

第二，在创作内容主旨上，前期着眼于现实的问题，表现出暴风雨式的抨击，“破坏”是其中心意念；后期则着重于理想的表现，精心构筑“爱”与“美”的世界，“建设”是其中心意念。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前期立足于阿拉伯民族的立场，批判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进行深刻的民族反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期则试图超越东、西文化，站在“人类一体”的立场上思考人类的普遍问题：人的完善、生命的升华、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生与死等等。

散文诗集《先知》（1923）是纪伯伦后期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诗集中塑造了一个饱经人世沧桑、充分体验了人生奥秘，又满怀着挚爱和宁静的东方哲人形象。他在西方的阿法利斯城滞留了12年，将回到他渴念的东方故土。临别前这位“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应当地人的请求，为他们“讲说真理”，给他们披露“真我”，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具体讲述了爱与憎、哀与乐、生与死、美与丑、情与理、罪与罚、给与取、劳与逸、善与恶、自由与法律等26个问题。诗集的基本主题，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充实和提高，是“生命在宇宙的大生命中寻求扩大”。在纪伯伦看来，人生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也显得异常的缤纷多彩。在人身上，存在着“兽性”“人性”和“神性”三个层面。“摆脱动物性、发扬人性、走向神性，获得自由，这就是纪伯伦在《先知》中为人类‘升腾’规划的‘神路历程’、光明大道”。

《先知》中，作者虽然是从人性出发，但指归在神性；虽然涉笔人们的现实问题，但驻足的是人的理想世界。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讲，《先知》显得高渺超远，与现实有一段距离。但文学是文化系统中具有超越功能的文化因素，它毕竟不是对现实的一种解决，不是一种政治手段，因而在文学中对理想和“神性”的思考有着更大的魅力和光照面，更具有超越性，因而也更显出其价值。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背景下的近代东方文学中，纪伯伦是为数很少的具有这种超越性追求的作家中的一个。www.88haoxue.com（www.88haoxue.com）

纪伯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以及后期这种超越性追求，当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解释。但毫无疑问，与他作为东方人却生活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一方面以西方文化来审视东方民族的传统，从而获得前期的深刻民族自省。另一方面他也以东方民族文化来审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工业城市文明。他在一篇作品中写道：“我们这些大部分岁月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度过的人，对于黎巴嫩边区村落里居民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已经趋附于现代文明的潮流，有意无意地忘却了那里纯洁、朴实、优美的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如果观察一下那种生活，便会发现春天是明媚的，夏天是繁忙的，秋天收获了硕果，冬天可稍事休息。农村的生活更接近我们的母亲──大自然的各种本能。我们比村民们有钱，他们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贪欲的奴隶，他们却十分知足；我们从生活的杯盏中饮下的是用绝望、恐惧和厌倦酿成的苦酒，他们喝的却是最清澈的琼浆”。

这样东、西方文化互为参照系加以观照，诗人在两种文化中都有过深刻的体验，他看到人类面临的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问题，人类需要的是一种突破民族和文化疆域的思考。加上他年近“不惑”，思想趋向成熟和敏锐的天赋，他能独自站在“鹰鸟作巢的山峰上”，俯视东方与西方，俯视整个大地。因而他被阿拉伯人称之为“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了崇高地位的三位东方诗人之一”（另两位是海亚姆和泰戈尔），也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之为“东方刮来的第一阵强风”。

（选自《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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