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1942年,萧红在香港去世时,萧军已与夫人王德芬有了一双儿女。与鲁迅:漂泊的灵魂被伟大的温情浸润萧军读鲁迅的第一本书是《野草》,这本蕴涵深邃哲理的散文诗集,给萧军思想与感情的影响,仿佛松花江南岸明净的秋天,引起他深深的哀思与漠漠的惆怅。而鲁迅在写给萧军的第一封信里,却这样写到:“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这让萧军感到先生的朴素、真诚,对于一个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相见,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得到的。在上海,见面之前,鲁迅还曾在信里善意地“警告”二萧,“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通过鲁迅,萧军萧红结识了一些左翼进步作家。鲁迅特地“指派”叶紫做他们的“向导”和“监护人”。1935年,在鲁迅的“授意”下,这三个“小奴隶”组成一个“奴隶社”,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了。鲁迅为他们分别写
《大连丸上》学案(人教版高二选修教案),标签:中国现当代散文鉴赏大全,http://www.88haoxue.com1942年,萧红在香港去世时,萧军已与夫人王德芬有了一双儿女。
与鲁迅:漂泊的灵魂被伟大的温情浸润
萧军读鲁迅的第一本书是《野草》,这本蕴涵深邃哲理的散文诗集,给萧军思想与感情的影响,仿佛松花江南岸明净的秋天,引起他深深的哀思与漠漠的惆怅。而鲁迅在写给萧军的第一封信里,却这样写到:“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这让萧军感到先生的朴素、真诚,对于一个第一次和自己通信的青年人,竟能够做到如此“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相见,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的胸怀……的人,是难于做得到的。
在上海,见面之前,鲁迅还曾在信里善意地“警告”二萧,“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通过鲁迅,萧军萧红结识了一些左翼进步作家。鲁迅特地“指派”叶紫做他们的“向导”和“监护人”。1935年,在鲁迅的“授意”下,这三个“小奴隶”组成一个“奴隶社”,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了。鲁迅为他们分别写了序。
当萧军得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病逝的噩耗,赶去扑倒在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的号啕大哭。”
萧军作为“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承担着各项具体的工作,连续三夜值守灵前,抬棺扶柩。送葬时,他担任总指挥,并发表了激昂的演讲。
那以后,无论天气如何,每周他都要到先生的墓地去一次,献上一束花。
几个月过去了,回忆起先生的音容笑貌,萧军还恍惚在昨:“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相信你真的是死了。这简直是一个幻景!虽然我曾一直看着你埋入了地穴,却总以为你还是仰坐在你桌边的藤椅上,一面吃着烟,一面从那个圆筒似的,没有尾巴的白色日本瓷的小茶杯里一口一口地在吃茶。”
把历史中意味深长的几个时段不同,但内在逻辑紧密相关的细节连缀起来,即拿时间的挂钩把历史的花锦做成插花,常常会获得一份意外的学术惊喜。其实不仅在萧军身上,像这样的花锦还有很多很多有待我们去挖掘。比如,1942年10月19日下午,在延安召开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备忘录》,并由此与人展开激烈论战的萧军;在东北“《文化报》事件”中,对批判者说出“你要能批的我少吃一顿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的萧军;在1966年8月23日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中的萧军,只能是同一个年轻时“体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的萧军,是那个对一切不公正的压迫有着“决斗”意志的萧军!因为他是鲁迅的学生,他追随先生,是要“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评论家眼里的萧军,“不苟且。行文犹如做人,他要的只是本色。”“他对自己有的是信心。”“他的骨气够硬的。”“他以士兵的单纯的信仰从事文学,然后明了文学不像当兵那样容易。”
在文学史家的笔下,“倔,似乎是萧军的个性,既在作品的格调中,也在作家主体的创作意识中。”
“钟期死去哀千古,地老天荒一寸心”
当晚年萧军回首往事时,对他的一生无怨无悔。“我这一辈子,如果说,所遭受到的一系列挫折磨难、痛苦委屈,都不见得比别人遭受得少的话,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仍是精力饱满的在干着……”
其实,早在40年代,萧军就已经写下这样的自剖:“为了爱我,爱过我和我所爱过以及正在爱着的人们,为了我所恨和恨过或正在恨我的人们……我要把自己尽可能真诚地写出来:不管它是耻辱或光荣;卑鄙或崇高……我愿有这勇气。”“世界上还有比为自己所信服的真理,所信服的人,所信服的事业,所信服的美工作一生,或战斗而死更悲壮的吗?”
萧军以他的命运选择,回答了自我,并把这份答卷交给了历史,交给了读历史的我们!而我们对萧军,对历史,又像萧军在鲁迅逝世40年之后的缅怀诗所说,常常是“一番追忆一怆然”!萧军是一部大书,书中蚀刻下许多历史的痕迹,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灵史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他是苦难中国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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