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概要：（《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回末总评）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选自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我们又可把《外史》主体部分分为六小段。第二回至八回为第一段，写二进发迹史。二进发迹史乃儒学挫折史。周进枉己求仕，发迹作主考，只能选拔庸人范进。到范进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回末总评）

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选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段，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

（选自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我们又可把《外史》主体部分分为六小段。第二回至八回为第一段，写二进发迹史。二进发迹史乃儒学挫折史。周进枉己求仕，发迹作主考，只能选拔庸人范进。到范进作主考，后果更不堪设想。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禀生忘（王）德忘（王）仁；贡生、监生、俨（严）然致中、致和而夫妻不睦，兄弟不友；新中举人母丧外出打秋风，新中进士为考选匿丧，新中进士出为府守不惠不忠，儒家封建五伦沦丧。这是对以王冕为代表的文人精神、儒学传统的破坏，是平衡状态的负面变化，也是作者要表彰的文人活动的背景，即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从结构上说这是第二代文坛奇人故事的序幕。九回至十五回为第二段，写豪士，这是故事的开端。十六回至二十三回为第三段，写诗人，这是故事的发展。二十四回至三十回为第四段，写才子，这仍是故事的发展。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为第五段，写贤人，这是故事的高潮。三十八回至五十二回为第六段，写封建五伦复兴，君子奇人辈出，这是故事的结局。故事开端为头，故事发展、高潮为身，故事结局为尾，主体部分结构也是一个头、身、尾完整的有机体。全书有头、身、尾，主体部分也有头、身、尾，彻里彻外，有首有尾，《外史》结构确实完整完美。

（选自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三、主题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除了楔子写元明易代时王冕的故事外，正文从明宪宗成化(1465-1487)末年写到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其实，小说展示的是18世纪清代中叶的文人生活风俗画。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儒林外史》的主题是“反科举”或者揭露儒林群丑，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不全面的，没有深入揭示作品的本质。确实如此，从表面上看，作品描写了一大批汲汲于功名的迂腐儒生，他们的可笑、无聊、迂腐朽拙，都是拜“八股取士”之所赐；作者也借王冕之口对八股科举作了批判性的预言，认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必将使一代文人受厄。但是作者笔下一批无聊文士还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更有一类真儒真名士，以“立身”为旨归，希望“修身以立道”，或者淡泊名利，隐居自处，或者放浪形骸、风流文雅，他们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士人的典型，表现了作者对文人出路的思考。这些人物自然都不是“反科举”这一主题所能容纳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儒林群丑”。

对于作品的主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功名富贵说”。闲斋老人的序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者；有依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现代学者李汉秋也认为：“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烛幽索隐，显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应该说，这种观点在作品中是能直接找到证据的。第一回篇首，作者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而作者借以“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后面所描写的几十个读书人，也无非是汲汲于功名富贵和淡泊名利这两类。前者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后者则是作者心目中“维持文运”的人，他们体现了作者改造社会的理想，体现了追求道德和才华互补兼济的人生追求。

二是“公心讽世”说。鲁迅认为《儒林外史》是“公心讽世之书”，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他认为，作者写作此书时，读书人“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作者有感于士林种种流弊，所以根据耳闻目见，创作此书，“烛幽索隐”，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形象，描述种种世相，穷极文士情态，并对其中伪妄之处多所掊击。这种说法也是符合实际的。作者的讽刺往往是婉转而且善意的，即使作者生平最不屑的“制艺出身者”，也未将其丑化，甚至还写出了他们的君子品行。可以看出，作者“秉持公心”，不图“骂世”之快，而意在“醒世”。全书讽刺面不限于举业中人，官吏、乡绅、名士，各种儒林中人，都成为讽刺对象；也并不只是讽刺八股取士的制度，封建的妇女观、节烈观，以及士林学风、官场腐败、乡村势利习气等也都在讽刺之列。因此可谓“讽世之书”。

三是“文人命运”说。鲁迅先生“公心讽世”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大多数的学者把目光集中在“讽世”上，多少忽略了作者秉持的“公心”。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认为这种“公心”实质上表现了作者对于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关注。作者认识到，在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观念的束缚下，知识分子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思想被禁锢，智能被破坏，道德被腐蚀，因此以善意婉转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儒林风俗画，指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一个“世风日下”的状况，作者并不只是感慨痛骂，发泄一番了事，而是认真地查找根源，并为儒林士子开出了几方良药，他借杜少卿等几个理想人物的塑造，表达了通过儒家道德的回复和“礼乐兵农”的实学来改造儒林的美好愿望。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整个制度本身，因而也并不能真正找到行之有效的出路，但他毕竟已经开始了尝试。这里就表现了一位封建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敢当天下大任的勇气。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困境是一种社会性的危机，单纯依靠几个真儒贤人，并不能推动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当传闻天下的泰伯祠墙倒殿斜，乐器祭器尘封冷落，“贤人君子，风流云散”之后，当萧云仙武功文治，轰轰烈烈，到头来却被工部核算追赔，破产还债，凄惨收场之后，他的“礼乐兵农”的社会改造方案终以失败而告终。即使还有几位市井奇人勉力维持，却也好似空谷传音，只是一派荒凉和寂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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