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乐府歌辞的分类，相沿从属音乐歌曲。明、清以后一般沿用《乐府诗集》的分类，两汉歌辞分入其中六类。庙堂宫廷的颂歌乐舞入《郊庙歌》、《鼓吹曲》、《舞曲》三类，但《鼓吹曲辞》中有民歌作品。入乐的民歌及部分文人作品入《相和曲》、《杂曲》。《相和曲》又分“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及“大曲”等调类歌曲。凡“未入乐府，别为汉杂曲歌辞”（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不入乐的徒歌谣辞则统归《杂歌谣辞》一类。此外，《琴曲》类也收有汉代诗歌，但都是琴曲所依据的本事诗，并非歌辞。 据上述情况，如果依照《诗》“风、雅、颂”的分类，则大致是“郊庙歌”等三类为“颂”，“相和歌”等三类为“风”。所以黄节认为“汉世声、诗既判，乐府始与诗别行，‘雅'亡而‘颂'亦仅存，惟‘风'为可歌耳”（《汉魏乐府风笺序》）。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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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歌辞的分类，相沿从属音乐歌曲。明、清以后一般沿用《乐府诗集》的分类，两汉歌辞分入其中六类。庙堂宫廷的颂歌乐舞入《郊庙歌》、《鼓吹曲》、《舞曲》三类，但《鼓吹曲辞》中有民歌作品。入乐的民歌及部分文人作品入《相和曲》、《杂曲》。《相和曲》又分“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及“大曲”等调类歌曲。凡“未入乐府，别为汉杂曲歌辞”（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不入乐的徒歌谣辞则统归《杂歌谣辞》一类。此外，《琴曲》类也收有汉代诗歌，但都是琴曲所依据的本事诗，并非歌辞。
据上述情况，如果依照《诗》“风、雅、颂”的分类，则大致是“郊庙歌”等三类为“颂”，“相和歌”等三类为“风”。所以黄节认为“汉世声、诗既判，乐府始与诗别行，‘雅'亡而‘颂'亦仅存，惟‘风'为可歌耳”（《汉魏乐府风笺序》）。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辨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乐府歌辞的思想内容。今存两汉乐府民歌及谣辞数量不多，但思想内容丰富深刻，相当广泛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情绪和意愿，暴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其中比较突出的主题有下述几个方面：
暴露、讽刺、抨击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淫侈、腐败，是两汉乐府的一个重要方面。《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都是西汉娱乐豪贵的歌曲，诗句互有袭同，可能是在流传中加以拼凑分割的“曲之异辞”。但它们各有讽寓。《鸡鸣》咏叹“天下方太平”年代王侯之家的贵盛豪奢，在铺叙中暴露他们的糜烂腐败，而在篇末用“李树代桃僵”的譬喻，委婉指出他们受到蛀蚀，劝诫他们不要佚乐相忘。《长安有狭斜行》则集中铺叙一个贵族之家的三子三妇的富贵荣耀，在“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和“小妇无所为，扶瑟上高堂”的描述中，对世胄子弟倚仗权势而衣冠显赫，施以皮里阳秋的讽刺。这类讽喻比较委婉，更尖锐辛辣的讽刺，则出自徒歌谣辞。汉文帝谪迁其兄淮南王刘长，《淮南民歌》嘲笑他们身为帝王，富有天下，而“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卫皇后歌》则指斥“卫子夫霸天下”，间接地讽刺了武帝 。《牢石歌》挖苦汉元帝时宦官石显结党兼官，印绶累累。《五侯歌》抨击汉成帝外戚曲阳侯王根穿长安城，引水修造宅园，骄奢僭越。还有大量的谣辞童谚对种种污浊现象加以讥刺。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是讽刺淮阳王刘玄滥授官职；“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则揭露外戚梁冀残害忠良、封赏奸谗。这些尖锐讥讽指向封建统治集团的徒歌谣辞，触及汉代政治的症结和祸根，真实、深刻、有力地表达了人民憎恶愤恨的情绪。
表达人民悲惨的生活遭遇和挣扎反抗的情绪，是两汉乐府又一重要方面。《东门行》写一个男子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他的妻儿哀求他不要冒险。他断然喝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贫困绝望使他愤怒地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一个男子妻死儿幼，无衣无食，只能把孤儿锁在家里，自己上街求乞。回家进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他悲痛地叹道：“行复尔耳！”眼看孤儿将像他母亲一样悲惨死去。而比这样的孤儿命运更为凄惨的是一些父母双亡的孤儿，竟被兄嫂残酷奴役。《上留田行》和《孤儿行》便是反映这样的社会现实。显然，孤儿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当时奴婢的生活状况。因此，这部分表现孤儿生活的作品所涉及的并不单纯是家庭问题，而是揭露了剥削者的冷酷无情，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
两汉乐府中还有一些作品着重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战城南》便描述了战场上尸骨纵横、驽马嘶鸣的阴森惨象，诗人沉痛地要求乌鸦在啄食尸体之前，先为战士哀号；痛斥统治者的不义和罪恶，指出：“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十五从军征》则通过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他少小入伍，老大回乡，只见家园残破，亲友凋零。他孤独地采掇杂谷野菜作饭，“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茫然地倚门东望，不禁伤心泪落。此外，《东光》唱出了士兵的痛苦，谴责不义的战争；《小麦谣》则揭露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追求坚贞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两汉乐府比较突出的内容。这类作品大多以妇女为主角。《铙歌》中的《上邪》、《有所思》是文人加工较少的民间情歌，粗犷热烈，鲜明爽快。《上邪》追求爱情，矢志不渝：“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有所思》痛恨变心，把本来要送给情人的礼物，“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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