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概说

概要：汉乐府概说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乐府的兴废沿革。西汉初期的庙堂宫廷音乐大体承袭秦代。掌管庙堂音乐的职官是太常的属官太乐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专职演奏的乐工是世代相授的制氏一家，隶属于太乐，他们“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从高祖到文帝、景帝年代，庙堂宫廷歌舞“大抵皆因秦旧事”。但由于“高祖乐楚声”，因而也汲取了楚地民歌乐曲，时有创编。而到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在太乐之外，“乃立乐府”，于是正式开展了汉代音乐歌曲的一场重大改革。 武帝独尊儒术，“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建立乐府官署是他整顿改革礼乐的一项重要措施，缘起于“作《十九章》”，即《汉郊祀歌十九章》。郊祀天帝是秦、汉的传统祭礼，原有古乐，但歌辞“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

汉乐府概说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乐府的兴废沿革。西汉初期的庙堂宫廷音乐大体承袭秦代。掌管庙堂音乐的职官是太常的属官太乐令（《汉书·百官公卿表》）。专职演奏的乐工是世代相授的制氏一家，隶属于太乐，他们“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从高祖到文帝、景帝年代，庙堂宫廷歌舞“大抵皆因秦旧事”。但由于“高祖乐楚声”，因而也汲取了楚地民歌乐曲，时有创编。而到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在太乐之外，“乃立乐府”，于是正式开展了汉代音乐歌曲的一场重大改革。
　　 武帝独尊儒术，“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建立乐府官署是他整顿改革礼乐的一项重要措施，缘起于“作《十九章》”，即《汉郊祀歌十九章》。郊祀天帝是秦、汉的传统祭礼，原有古乐，但歌辞“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史记·乐书》）；其乐曲也须整理，因而武帝乃“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同前）。李延年是倡家出身的宦官，其妹是武帝宠姬李夫人。他“善歌，为新变声”。武帝 “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汉书·李延年传》）。《宋书·乐志》指出：“汉武帝虽颇造新哥（同“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可见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是在崇祀的名义下，要求用新声改编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传统的古辞。为此，乐府官署的任务便是采民歌俗曲以创设新声曲调；选用武帝所欣赏的司马相如等当时作者的颂诗以为歌辞；以及训练乐工、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显然，其实质是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歌曲。
　　 乐府官署的目的、任务与原设音乐官署太乐有所分工，效用不同。太乐掌管庙堂之内的音乐歌舞，供祭祀祖宗之用，官属太常，是礼仪官；乐府掌管庙堂之外的音乐歌舞，供郊祀天地诸神和“巡狩福应”之需，官属少府，是供给官，与黄门宦官同僚（《汉书·百官公卿表》）。乐府歌舞的歌颂对象较为广泛，演出地点也随需变动，所辖乐工、女乐众多，成帝时“女乐近千人”（桓谭《新论》），哀帝时编制为“八百二十九人”。大概为了便于皇帝随时召唤，乐工、女乐可能分集几处，所以说“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掖庭、上林苑都由少府属官掌管。太乐和乐府这两个掌管音乐的官署之间分工不同，便于新声广泛进入宫廷用于歌颂功德，点缀升平，供欣赏娱乐；而传统的雅乐古辞则限于宗庙祭祀。所以河间献王刘德进献传统的雅乐，武帝便存之太乐，“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效庙皆非雅声”。
从武帝立乐府到哀帝撤销乐府，其间不时有人批评、反对乐府，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始终存在。但由于雅乐古奥，“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因而并不流行，不起教化作用。而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从帝王到吏民，都爱好俗曲新声，流行成风。上层统治集团以此满足声色之娱，“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社会上，则“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因此，围绕乐府官署立废的这场音乐歌曲雅俗之争，形式上以哀帝撤销乐府而休，实质上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改革取得胜利，新声渐替雅乐，并积极促进诗歌的发展，终于在东汉导致五言俗体取代四言雅体的正统地位。
东汉把儒术和谶纬术数、阴阳五行的迷信糅合在一起，祭祀礼仪更为繁复，庙堂宫廷音乐歌舞沿袭西汉（《后汉书》的《明帝纪》、《礼仪志》、《祭祀志》），“郊祀同用汉歌”（《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掌管音乐官署的名称改变，职掌调整。其一是太常卿属官太予乐令，“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所辖“乐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后汉书·百官志》及注）。其二是少府属官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唐六曲》“鼓吹署令”注，《后汉书·安帝纪》注引《汉官仪》作“百四十五人”）。记载未全，但大略可见它们纯属为宫廷礼仪、祭祀、宴乐服务的御用音乐官署，已无改革创新的实质和效用，也未见有采风编乐的记载。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乐府歌辞的采集和分类。西汉乐府广采歌谣与音乐改革相联系，注重乐曲，因此采地虽广而存录歌辞不多。成帝时刘向校录“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采地有吴、楚、汝南、燕、代、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洛阳及南郡，遍及全国各地。但除去宗庙祭祀、歌颂神灵、周秦旧谣及有主名作品，实存民间歌辞仅55篇（《汉书·艺文志》）。东汉观听风谣与用人政策相联系，注重歌辞，因此存录民歌谣辞较多。此外，由于西汉后期风行俗曲新声，贵戚显宦及地方豪强私家蓄养伎乐甚多，到东汉，雅俗之分渐泯，文人作者渐起，因此除官府机构保存民歌谣辞外，文人学者也开始撰录乐府歌曲、歌辞和著录乐府曲题源流。同时由于歌辞和乐曲分别传抄，造成了“乐府”和“古诗”相混的现象。大体说来，存于官府的两汉乐府歌辞，汇录于《宋书·乐志》；传于民间的，则散见诸集，例如《陇西行》“出诸集，不入乐志”（《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而《孔雀东南飞》则始见于《玉台新咏》，当是长期流传民间，录定于陈代。到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搜集历代各类歌辞，便把他所见的两汉官私所存的各类歌辞及谣谚，都编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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