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学规

概要：白鹿洞书院学规书院的学规，是书院师生必须遵守的基本章程。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最初没有明文规定，直至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条文也比较抽象概括。以后历代陆续补充，有的汀得比较详细，有具体的细则，尤其是对生徒品德修养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规定得十分明确。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外，还有《胡居仁规训》，《布衣章演为学次第》，《参议葛寅亮课语》，《主洞汤来贺学规》，《蔡宗充洞规说》，《主洞李应升洞规》，以及《督学王练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个之多，它们虽然都体现出忠于封建纲常的总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继承。周予同先生《中国学校制度》一书考证，佛教最盛行之时，每个寺庙就是一个佛学院，为了向佛徒传经布道，订有“清规”。唐代怀海禅师的《一百丈清规》，就是一部成文的禅林法规。 至于为学校专门制定的守则，我国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这个守则，不一定为管子手定，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经验写成的。它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

白鹿洞书院学规

书院的学规，是书院师生必须遵守的基本章程。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最初没有明文规定，直至朱熹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条文也比较抽象概括。以后历代陆续补充，有的汀得比较详细，有具体的细则，尤其是对生徒品德修养和生活起居方面的要求，规定得十分明确。在白鹿洞书院的历史上，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外，还有《胡居仁规训》，《布衣章演为学次第》，《参议葛寅亮课语》，《主洞汤来贺学规》，《蔡宗充洞规说》，《主洞李应升洞规》，以及《督学王练戒勉》等等，不下二卜五六个之多，它们虽然都体现出忠于封建纲常的总精神，但又各有各的特色。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方面是受到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继承。周予同先生《中国学校制度》一书考证，佛教最盛行之时，每个寺庙就是一个佛学院，为了向佛徒传经布道，订有“清规”。唐代怀海禅师的《一百丈清规》，就

是一部成文的禅林法规。

    至于为学校专门制定的守则，我国古已有之，管子的《弟子职》就是一例。这个守则，不一定为管子手定，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根据当时官、私讲学经验写成的。它规定了学生应该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内容庞杂，不易记诵，朱熹为之写了注说（见《朱文

公文集读管氏弟子职》），并认为它只是“言童子人学受业事师之法”（《礼仪经传通解学礼》），即是一个小学生守则而已。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其本文为：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个简短的学规，集儒家经典成语，便于学者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封建纲常的“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人人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总的来说，它要人们知道封建伦理是“天理”，人性就是此理在人身上的察赋，封建道德伦理是永恒的神圣的，人们必须循此为学。

    对此，朱熹在学规文本之后，特地做了一番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封建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虽宗“心学”，但也不能不承认，“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

    《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从过去的经书中提取的。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间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作为“学规”，朱熹及其弟子并不是把它作为空洞的教条，教者和学者都努力按照“学规”的要求去做，教者为人师表，严格要求“为师者，能忠信笃敬，毫发无伪，训警恳至，语自肺腑流出，能致力于躬行实践，不专尚空谈，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增补宋元学案·慈湖学案·冯兴宗》卷74）教育学生时，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弟子程允夫“少却玩味践履功夫”，朱熹即要求他“讲了便将来践履，即有归宿”（《朱子文集》上册卷二）。弟子方耕道是个“迫急之人”，朱熹即要求方耕道“于日用语默动静之间，立规程深务涵养，毋急近效，要以气质为功”（《朱子文集》上册卷二）。郑可学“受学于朱子，以票性卞急，力于惩忿，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令问答，率前贤所未发，四方来学者，朱熹多使质正焉”（《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郑可学》）。朱熹教好了郑可学的“急性病”，并充当朱熹的辅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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