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一）》学案

概要：（一）穷尽天涯 苦寻人生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王子的理想也许是早日君临天下，傲视群臣；乞丐的理想可能是整日饱餐，生活无虑。阮籍的理想是什么呢？ 阮籍自幼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在《咏怀诗》第十五首中自叙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与阮嗣宗书》也说阮籍本来是“雅性博古，笃意文学。积书盈房，无不烛览。目厌义藻，口饱道润。俯咏仰叹，术可纯儒”。由此可见，阮籍青年时期曾受到儒学的熏陶，但是否“纯儒”是值得怀疑的。在阮籍身上，我们亦看到了道家的风骨。《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卫氏春秋》说“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阮籍身有儒、道两方面的风格，但我们并不能说他是属于儒家或道家。他身上之所以有儒、道的痕迹，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的。我们与其绞尽脑汁硬要把阮籍归属于道或儒，还不如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多种需要，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现实的需要等。人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的过程。他在《动机与人格》中指出：

（一）穷尽天涯  苦寻人生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王子的理想也许是早日君临天下，傲视群臣；乞丐的理想可能是整日饱餐，生活无虑。阮籍的理想是什么呢？    

阮籍自幼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他在《咏怀诗》第十五首中自叙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与阮嗣宗书》也说阮籍本来是“雅性博古，笃意文学。积书盈房，无不烛览。目厌义藻，口饱道润。俯咏仰叹，术可纯儒”。由此可见，阮籍青年时期曾受到儒学的熏陶，但是否“纯儒”是值得怀疑的。在阮籍身上，我们亦看到了道家的风骨。《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卫氏春秋》说“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   

阮籍身有儒、道两方面的风格，但我们并不能说他是属于儒家或道家。他身上之所以有儒、道的痕迹，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的。我们与其绞尽脑汁硬要把阮籍归属于道或儒，还不如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多种需要，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现实的需要等。人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的过程。他在《动机与人格》中指出：“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致更真实的个性”。阮籍就是一个追求高级需要，一个希望得到一个舞台展示自己，发挥自己能力的人。他想“治国，平天下”，但这种“治国，平天下”不是为了政治目的，也不是成为一个忠君的捍卫者；他也想成为“扶摇直上”的大鹏，但这种大鹏不是无事无欲，自然无为。他的“济世志”是一种人性的追求。阮籍的理想是在一种餐饮无忧的状态下，自然产生的一种高级需要。它不完全属于儒，也不完全属于道，只完全属于人。  

 现实又是什么样的？在那个时代到处充满了血腥，政局险恶到了极点。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氏残酷的杀害异己，先废除了曹芳的帝位，又杀死了小皇帝曹髦，篡夺了曹魏政权。何晏、邓、丁谧等名士被杀，“名士少又全者”。面对这种情况，阮籍首先想到的是生命，是如何能活下去。“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他的“车迹”虽然穷尽了天涯，但阮籍还是“反”了。之所以“反”，是真的没有了路吗？非也！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有一条还路没有人走过，但阮籍也不敢走。因为这条路前面是悬崖峭壁，他深知只要自己再往前走一步，那怕只是小小的一步，他也将是有去无回。   

嵇康为自己的不屈，付出了一首绝了的《广陵散》的代价。我们在感受一种心灵震动的同时，也体会出了他对生命的一种藐视。阮籍对生命采取了一种尊重的态度。一个人只有首先有了活着的权利，他才有实现理想的可能。血的教训使阮籍认识到生命的极度珍贵。轰轰烈烈、一去无回固然可畏，细水长流、保其生命更令人所敬。阮籍活了下来，但这种活不是自然的活，而是用一种理想暂不能实现的前提而换回来的活。于是，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变成了生命与理想的斗争。在水与火的煎熬中，阮籍痛苦的挣扎着，徘徊着。那种忧虑，那种焦心是乱麻缠心，更是生死不能。“胸中怀汤火”“辛酸谁语哉”“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面对焦虑，阮籍不可能无动于衷，终于他向前走了一步，但这一步走得是如此的小心。《晋书》本传里有这样一件事：“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文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壤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后人说，阮籍正儿八经的上班，也就是这十几天。但在这十几天中，他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的环境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招，即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透明度的集体气氛吗？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的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   

从社会学上来讲，这是一种“角色距离”。所谓“角色距离”就是“一个人自身的素质、能力、水平与他所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差异现象”。表现出“角色距离”者，既包括那些行为品质达不到角色规范的人，如上课迟到的学生、衣冠不整的教授，也包扩那些素质远在角色规范之上的人，如被大材小用者、与儿童玩耍的成人等。很显然，阮籍属于后一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当政者的原因，也有阮籍自身的原因。当政者用阮籍来为自己换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好名声；阮籍也深知司马氏集团的阴险奸诈，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投其所好。但在这一过程中，阮籍并不是完全沦为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工具。他用自己的才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使自己的理想，自己内心的自由意志得到了全面解放。虽然仅仅是个“东平相”，但是只有“东平相”才不致于引来别人的嫉妒，才不致于引来“嵇康，卧龙也！”的谗言。阮籍是悲伤的，但他在这十几天中又是快乐的。然而，很快他又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正如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所言：“他的一生，始终徘徊于高洁和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之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求解脱”。这种苦闷，这种矛盾也许只有酒才知道。

（二）醉醒之间，朦胧处事——“醉”与“醒”的冲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自古以来，“名士不需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竹林七贤也都与酒有不解之缘。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饮”。阮籍更是“以酣饮为常”。他一生中几乎浸泡在酒中，体内几乎流着酒的血液。别人饮酒是为了风雅、解渴，而阮籍饮酒则是为了避祸。   

魏晋之际，政局多变，稍有不慎，便是人头落地。作为名士的阮籍更是高处不胜寒。他不仅采取了至慎的态度“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而且还把酒当作救命的工具，以醉作为求生的手段。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真醉了六十日吗？世上真有使人一醉两月的酒吗？否也！所谓的酒醉人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其实阮籍清醒的很。他是人醉心不醉。但不管怎么说，司马氏与阮籍联姻不成。籍既不必卷入政治的漩涡中，也留得了一个没有“高攀”得好名声。在那个时代，“高攀”未必是好事。对他来讲，“高攀”便是羊入虎口，稍有不慎便不可能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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