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一）》学案

概要：（四）苦骂之中见英雄——有限与无限的冲突 骂是一种艺术。人之所以骂，是因为骂人者觉得那人该骂。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空间是由道德来决定的。 骂人是一种发泄情感的方式，尤其是一个人的内心积满了愤怨。想骂而不骂，往往使自己的身体出毛病，所以该骂就骂。但骂人又是一钟很高深的学问。不是想骂谁就骂谁，也不是口无遮拦，想怎样骂就怎样骂。骂不好愤会挨嘴巴：骂不好会吃官司；骂不好还会掉脑袋。 不同的人骂人的方式也不一样。农民可以因一件小事而破口大骂，甚至“泼妇骂街”；知识分子的骂可能是不着脏字而尽得风流。这是道德素质得差别，更是人生态度得不同。 阮籍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得一员，其骂更是入骨三分。在他的骂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奈与冲突。 《晋书》本传载：“（籍）尝登广武，观楚汉之战，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以“竖子”骂人秦汉就有，董卓也曾骂袁绍“竖子”。问题是“竖子”指的是谁？是指刘邦、项羽，还是指司马氏或者阮籍本人？其实都不是！他所骂的“竖子”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小人”群体。何谓“小人”群体？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里描绘得很形象：“深缝匿

（四）苦骂之中见英雄——有限与无限的冲突   

骂是一种艺术。人之所以骂，是因为骂人者觉得那人该骂。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空间是由道德来决定的。   

骂人是一种发泄情感的方式，尤其是一个人的内心积满了愤怨。想骂而不骂，往往使自己的身体出毛病，所以该骂就骂。但骂人又是一钟很高深的学问。不是想骂谁就骂谁，也不是口无遮拦，想怎样骂就怎样骂。骂不好愤会挨嘴巴：骂不好会吃官司；骂不好还会掉脑袋。    不同的人骂人的方式也不一样。农民可以因一件小事而破口大骂，甚至“泼妇骂街”；知识分子的骂可能是不着脏字而尽得风流。这是道德素质得差别，更是人生态度得不同。   

阮籍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得一员，其骂更是入骨三分。在他的骂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奈与冲突。   

《晋书》本传载：“（籍）尝登广武，观楚汉之战，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以“竖子”骂人秦汉就有，董卓也曾骂袁绍“竖子”。问题是“竖子”指的是谁？是指刘邦、项羽，还是指司马氏或者阮籍本人？其实都不是！他所骂的“竖子”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小人”群体。何谓“小人”群体？在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里描绘得很形象：“深缝匿于败絮，以为得吉宅也”，他的“竖子”就是“裤裆中的虱子”。之所以骂，是因为这群虱子“然炎斤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   

阮籍不仅能以言语骂人，而且还可以以眼骂人。籍“又能以‘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当嵇康拿酒和琴来吊的时候，籍“大悦，乃见青眼”。阮籍以“青白眼”对人不仅是对具体某人或事真是好恶，而是对礼俗之士的一种批判，更是对那种虚伪的人性的蔑视。   

“竖子”、“虱子”、“青白眼”，他是在与当时假谈仁义道德、卑鄙无耻的群小进行斗争。他没有肯定儒家的学说，也没有肯定道家的行为。尽管他有“济世志”，行为放荡不羁。他只是在表达着一种真我。这种真我不需要仁义道德、清高豁达，而是从内心发出的一种时代的责任感，一种追求自由意志的精神体现。看似儒、道的矛盾其实是生命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他想超越这种有限来实现自由。但他的意识太超前了。历史的发展远远落后他的自由无限。这是一种与“文化滞后”相对的文化超前。这是不合逻辑的，不合规律的。但这恰恰又合规律。因为那个时代选择了这样一个人物，才有了看似矛盾实则不矛盾的现象。别人笑他太疯癫，他骂别人看不穿。苦闷、抑郁也许都在那几声骂中得到排遣。世俗被他骂的一无是处、体无完肤，礼法的枷锁也让他骂的粉身碎骨、面目全非。他是不正常的历史产物，但却是不正常历史对正常人生的展现。   

这就是阮籍，在茫茫天涯中寻找着自己的人生路；在琼浆玉液中朦胧处事，醉的真切，醒的也彻底；在长啸之中倾吐着心中的尘垒；在苦骂之中贬斥着世俗的礼法。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知道生命的珍贵。这就是他被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人生观。他苦闷、抑郁的个性自由得不到展示，但他没有成为“裤裆中的虱子”，也没有消声匿迹。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着自由意志。酒也吧，啸也吧，那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面具。但这种久而久之的面具却成了他真实的个性。西方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有过非常透彻的分析，他首先把一个人的人格表象定义为“面具”，认为他是一个人公开的自身，是人从自身中筛选出来公诸于众的一个侧面。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过分热衷和沉湎于自己扮演的角色，自我认同于“人格面具”。便会逐渐异化一己之天性。  

 酒、啸、骂早已成了阮籍的天性了，这种天性是至纯至真的，它属于人性。而那个时代的一部分文人却泯灭了自己的天性，“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政法；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从这个意义上讲，阮籍是在挑战那个时代下的文人，是在挑战世俗礼法。“司马氏之帝业，乃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大族之复兴。典午开门之重要设施，……皆与儒家有关，……此亦古今之巨变，推原其故，实亦由司马氏出身于儒家大族有以致之也”。“魏为东汉内廷阉官阶级之代表，晋则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问题。……司马仲达（懿），其年少于孟德二十四岁，又后死三十一年，乘曹氏之颠覆魏鼎，取而代之，尽复东汉时代士大夫统治全盛之局”。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可谓一语中的。代表东汉儒家的司马氏集团是一种伪儒，带着假仁假善的面具来瓦解曹魏集团思想上的价值堡垒（法术），这是赤裸裸的政治。人如果为了政治而不择手段，那么学术与政治亦不是彼此了，而是成为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士人夹在其中，完全屈服，而阮籍没有，看似矛盾的表现却显示了他的本性。因此，他不仅在控斥是那个时代，更是在寻找一种人性的真谛。这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儒、道、玄以至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都在追求的一个话题。阮籍也在追求，但在那样的背景下追求这样一个话题显然太不量力了。然而他做了，并在一直执着着。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时代的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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