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教学参考

概要： 在6000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银”，即“银两”。“银弹”的意思是“利用金钱进行收买”。）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选自《毛泽东自传》）三、《毛泽东自传》的问世与版本之研究（节选）（王铎） (一)斯诺为何要采访毛泽东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

在6000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银”，即“银两”。“银弹”的意思是“利用金钱进行收买”。）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

（选自《毛泽东自传》）

三、《毛泽东自传》的问世与版本之研究（节选）（王铎）

(一)斯诺为何要采访毛泽东

关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斯诺自己在《西行漫记》里的陈述。他说：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脑子里总是在想，在“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中国”中，“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28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的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发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是斯诺百思不得其解的。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和谜底，惟一的办法，就是必须亲自到红色根据地去走一趟。斯诺解释说，可是这种办法“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入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像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也就是1936年6月，当斯诺的一位中国朋友给他带回了一个使他感到万分惊讶的消息的时候，他真的意识到了“天赐良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消息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已经在陕北“剿共前线”处于停火状态，斯诺以其极强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立即做出了准确而及时的判断：

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我只要找到他就行了。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斯诺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精神、牺牲精神和对于事实真相勇于探求的精神，勇敢地向着“红色中国”的所在地──陕北出发了。不过，在刚刚出发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出现过一些在今天看来是荒诞不经，但在当时可是不得不反复思考的问题：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还有，“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公妻’的吗?”

然而，斯诺决意要只身采访“红色中国”，并不是在这次临行前才决定下的。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应美国的《亚细亚》(《ASIA》)杂志之约，打算写一部《毛泽东传》或《毛泽东自传》。按斯诺当时的想法，他认为他应该写的是《毛泽东传》，而恰恰不是《毛泽东自传》。但是《亚细亚》杂志的编辑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执意要的是这个神秘国土上的神秘人物的“自传”，因为这样就会使许多欧美人感到更加真实，从而更能吸引读者。在斯诺为《毛泽东自传》写的一个“代序”中，这一点也就说得更清楚了：

 这儿是一个声明。

《毛泽东自传》用的是第一人称，跟这儿发表的完全一样。可是毛氏原先是要求我改用第三人称发表的。如果这样一改，就会失掉了许多正确性和趣味性的价值。

美国一家杂志愿意分期连载这部自传，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自传的形式，而不是要用传记的形式发表。其时，我无法晤见毛氏，也就没法得到他的许可。然而这稿子，如果为了毛氏个人这一点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觉得牺牲性太大，所以就由我个人负责，保持了原来自传的形式。后来此稿在《亚细亚》杂志上分期连载，曾引起了各方面广大的注意与讨论。

所以，在斯诺看来，能有机会采访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他千辛万苦地到了陕北保安，一见到毛泽东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几个月后的1936年10月，毛泽东才正式接受了他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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