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试论孔子》

概要：第三部分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覆。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他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而不敢作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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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他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覆。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他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而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他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着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即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存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他古书的资料，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有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
　　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录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是子夏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洩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如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公伯寮其如命如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6•8）
　　从文句表面来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依一般人看，社会上，应该有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而且他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结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用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知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棲棲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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