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试论孔子》

概要：杨伯峻《试论孔子》第一部分孔子身世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穀梁传》，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些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

杨伯峻《试论孔子》
　　第一部分孔子身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穀梁传》，即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些打了不少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徙”。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子生前，鲁宣王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即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天下的土地便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分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他可以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奴隶，土地既是“王土”，当然是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他春秋史料，虽然不曾明确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已经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多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稿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们出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该说明两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土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转为晋国所用的事情。即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年，即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自此以后，诸候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了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并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乾候，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于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即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家大夫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的军赋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过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都废除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闻所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都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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