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试论孔子》

概要：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已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用具体人物来作证。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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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已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覆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覆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后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叫他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者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的人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生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邦”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过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孔子！
　　第六部分孔子对后代的贡献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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