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试论孔子》

概要：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先（鬼）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象神真的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覆，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厚归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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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先（鬼）好象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象神真的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覆，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厚归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第四部分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莜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拨。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弔”（《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度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氏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他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此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第五部分关于忠恕和仁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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