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教案14（精品）

概要：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作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作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作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一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二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第三段），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第四段），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五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像，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做，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4），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连阳），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七、韩愈抗颜而为师

    《师说》有一句话：“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就是说，韩愈在《师说》里讲的所谓“师”，不是指在学校里教课的老师，而是指给“士大夫之族”，即社会上学业有成就的士人或学者做老师，或给做官的当老师

    韩愈生活在佛教极盛的时代唐太宗就很佞佛，从他以下都在极力地扶持佛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佞佛的结果，首先是大大抬高了佛教的地位，在王公士庶中间，增加了对于佛的迷信其次，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它主张“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这和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因而，迷信佛教的人愈多，耻笑谈论所谓“圣人’之化的也就必然愈多于是这就成了一种风气整个唐朝时候，反对给学业上有成就的士人、学者、当官的做老师，认为有人敢于做这样的老师，便是狂人

    在那样的情况下，只有少数人敢于不管这种风气，韩愈是其中的一个

    他不管这种风气，不怕人家的耻笑，不顾世人的笑骂，敢于做这样的老师，毅然以青年人的老师自命，担负起教导他们的责任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尽管自己不愿担任老师的名义，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却赞扬了韩愈的做法：“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韩愈为了反对当时的那种风气，批驳世人的那种耻笑，写了《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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