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野败”的日子里》备课资料包

概要：知识要通过资本说话张廷璧教授在红桃K集团很受敬重，除了知识成就外，拥有举足轻重的股份是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是公司的董事，可以通过股份来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在这一点上，我比那些只有成果没有股份的科学家要幸运得多。”对这番话体会最深的也许是刚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网总裁王志东。1992年，王志东用自己的技术成果一一中文之星1．0版和同学合伙成立了新天地电子信息研究所，尽管大家公推王志东出任法一代表，他却坚辞不干；中文之星本应申请为王志东专利，他却登记为公司发明=．王志东给自己的定位是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主管技术，那位同学出任总经理。王志东的选择很简单：“我懒得管人管钱。”中文之星一炮打响，公司内部也危机四伏，矛唇重重。最终，王志东只好一走了之。在这种股份不清晰的合伙企业里，只有技术没有资本的王志东根本不是权力资本的对手，企业一赚到钱，总工程师的地位一落千丈，形同虚设。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人员缺少行使自己的权力“资本”。被“蛇”咬过一口的王志东吸取了教训。当他与四通集团合作组建四通利方时，明确提出尘司内部要设技术股和管理股，而且自己出任总经理。他醒悟了： “与其将命运

知识要通过资本说话

张廷璧教授在红桃K集团很受敬重，除了知识成就外，拥有举足轻重的股份是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是公司的董事，可以通过股份来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在这一点上，我比那些只有成果没有股份的科学家要幸运得多。”

对这番话体会最深的也许是刚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网总裁王志东。1992年，王志东用自己的技术成果一一中文之星1．0版和同学合伙成立了新天地电子信息研究所，尽管大家公推王志东出任法一代表，他却坚辞不干；中文之星本应申请为王志东专利，他却登记为公司发明=．王志东给自己的定位是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主管技术，那位同学出任总经理。王志东的选择很简单：“我懒得管人管钱。”中文之星一炮打响，公司内部也危机四伏，矛唇重重。最终，王志东只好一走了之。在这种股份不清晰的合伙企业里，只有技术没有资本的王志东根本不是权力资本的对手，企业一赚到钱，总工程师的地位一落千丈，形同虚设。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人员缺少行使自己的权力“资本”。

被“蛇”咬过一口的王志东吸取了教训。当他与四通集团合作组建四通利方时，明确提出尘司内部要设技术股和管理股，而且自己出任总经理。他醒悟了： “与其将命运交给别人，不如交给自己。”

原联想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就知识产杞在企业中的作甲问题对记者发表感想：“在国外，知识作为无形资产在企业中一般部占有限大的股份，知识的作用和贡献是通过产权得到体现和保护的。以前，我国在这方面没有相应的法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新一代的高技术佥司已经吸取了教训，相应的法规也健全起来了，所以这些公司在产权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清晰。可以有效地避免某些后遗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袁隆平，尽管目前已是中国身价最高的工程院院士，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声称：“我对股权没感觉，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宜。”

三大院士命运迥异

有关方面透露，在股份公司准备以“袁隆平”作为企业名称时，曾受到袁隆平的强烈反对。他说：“股票市场风云变幻莫测，若是股票涨了还好，跌了呢?股民们只说‘袁隆平今天跌5角，袁隆平明天跌1元’，这像什么话!”最后，袁隆平同意了冠名事宜，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通过市场运作，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二是借用资本市场进一步增加对科研的投入。

在以“袁隆平”的名字作上市公司的名称前，用个人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兰生股份”，它是以公司的创始人张兰生的名字命名的。当时上海方面对这种做法有争议，最后只好由原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拍板。但是张兰生的姓名使用是无偿的，如今“隆平高科”按协议支付给袁隆平姓名使用费580万元，确实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大进步。

与袁隆平相比，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选和倪光南就不那么幸运了。作为“北大方正”的技术领袖，王选教授研制开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中国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正是依靠这一技术，“北大方正”才得以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直到今天，王选教授在“北大方正”的股份仍然无法确定。如果进行无形资产评估的话，“方正排版系统”这个品牌会值多少钱呢?

原联想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的境况更差。尽管倪光南的技术对联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技术和管理发生冲突的时候，倪光南只好离开联想。相反，假如当时倪光南拥有一定份额的联想股份，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

对此，倪光南向记者坦言：“高新技术企业多数依靠创新技术起家，例如联想、方正、四通等，它们起家所依靠的联想式汉卡、方正排版系统、四通中文打字机等，其技术都来自大院大所的成果。但当科技人员带着这些技术进入企业时，并没有对无形资产进行界定，后来公司大了，再要解决产权问题就复杂了。虽然在各个公司里，这表现为个别人的问题，但从全局来看，这并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有关知识、知识分子、分配原则、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等等的问题。最近，有些地方已经允许技术等无形资产最高可占高新技术企业60％的股份，这说明人们对知识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可以鼓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知识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发展。”

(选自《中国经营报》，200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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