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其武安侯列传》教案及练习

概要：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 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官，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盂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不阿世苟合以

把孔子的渴望返鲁，与其对于自己手底下人才的满意，先一番烘托，于是写孔子一直过了八年，果然可以返鲁时的情形：

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荀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眼看孔子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要到了，可是下面紧接着说：“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终于把一个倔强而自重的老人之命运和骨格合盘托出!孔子是失败了，但孔子的失败是伟大而富有悲剧感的失败。《孔子世家》便是要传达这种悲剧于永久的。司马迁在比较驺衍和孔子的遭遇时曾说：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 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官，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盂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不阿世苟合以实现其主张，这就是孔子(孟子亦然)人格的硬朗处。荀子只讲究“固宠无患，崇美讳败”(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八，《大学丛书》本)，品格就较差了。司马迁对于荀子并无什么赞语，可见司马迁是有眼力的。

孔子的事业在礼，礼是“群”对于“个人”所加的正当的制裁，已如上述，所以如果礼行，孔子的理想政治便可实现了。孔子为说明他的理想政治起见，于是作《春秋》。《春秋》不仅记“已然”，且标明“当然”，而其根据就是“礼”。司马迁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司马迁甚至以为《春秋》一书等于一种政变和革命，所以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自序》)的话。因此孔子不唯是一个帝王，教主了，而且是一个革命领袖。《史记》就是想继承《春秋》的，这也可见出司马迁自负之重来，至于他对于《春秋》之了解，则多半近于公羊家言。

2.对于老庄申韩之批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时代，却难得司马迁给孔子写了那样向往的传记以后，却又分出篇幅来写了老庄申韩。他说老子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说庄子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申子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说韩非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又加以总评道：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 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

他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 少恩”，是颇有微词的，但他并不因此减却对韩非的同情。他一则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二则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有人以为批评家不能带情感，怕影响他的识力，其实不然，情感与识力原可并存不悖，大批评家且必须兼具此二者，吾于司马迁见之。

3.对屈原之了解  司马迁所写的传记有时不是纯粹的记叙，而是论文或随笔。就象培忒(Waher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一样，论到达文西和温克耳曼，到底是论文?还是传记?实在没法说清。《史记》中尤其表现了这种体裁的是《屈原贾生列传》。这是理想的批评文章，也是完整的文艺创作。

他为了孽描写一个正直忠贞的人的真面貌，于是先写下周围那群小人的姿态以作衬托：

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乏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竟死于秦而归葬。

结果正直忠贞的人失败，只好去作他的《离骚》了。在这里又用得着司马迁那发愤著书说了。所以说，“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的真价值到底何在?有的人以为他是忠君爱国，又有的人以为他不过作一姓的奴才，殊不知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他虽然是孤军，但“终刚强兮不可陵”。司马迁了解这一点，所以不侧重屈原之忠君爱国，而侧重“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在对这种社会作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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