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其武安侯列传》教案及练习

概要：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遭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淡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敌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底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贴。最后，

在太理智的人看来，也许觉得《离骚》，词句太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逻辑伤害了多少生命和创造力！)《天问》更凌乱，简直有不知所云之感。可是司马迁却认为这是可珍的文艺创作，是痛苦至极的呼号，所以他从人性的深处去了解屈原为什么问天：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遭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人穷则反本”，这是何等深刻的体会！和那“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同让人吟味无穷。他在这里提到“正道直行”，这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却也是屈原人格的永不可磨灭处！一个社会而不容一个正道直行的人存在，这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

司马迁更从屈原的人格而淡到了他的风格，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敌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屈原的人格固高，文字固美，而司马迁的评传也真够艺术，他是那样说到人底心里，让人读了感到熨贴。

最后，司马迁之写屈原，始终为深挚而沈痛的同情所浸润着，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粗看起来，好象司马迁没有坚持的主张或见地一样，一会儿垂涕，一会儿又怪屈原，一会儿又爽然自失了。其实不然，这不过是表示他在丰盛的情感之下，感受力特别强些而已。批评家须有跃入作者精神世界里的本领，以作者之忧喜为忧喜，这一点，司马迁正是作到了。

司马迁既深切的了解孔子而加以礼赞过，现在又深切的了解屈原而加以礼赞着，孔子和屈原乃是中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个极峰，他们可以不朽，司马迁也可以不朽了。但司马迁的根性自是浪漫的，所以他对孔子有欣羡而不可企及之感，对于屈原，他们的精神交流却更直接些。至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因为“终莫敢直谏”，缺少屈原之 “正道直行”的精神，这是司马迁所不重视的。就是司马相如也不过是一个长于堆垛的辞匠，司马迁虽为之立传，但什么向往礼赞的话也没有(只是他说明《子虚赋》是借三人为词，以推苑囿之大，而归于节俭以讽，却颇能举出赋体的文章之典型的结构所在)，我们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分寸了。

4.司马迁之讽刺 曾有人写过《骂人的艺术》这样的书，但我认为在中国文人中最精于骂人的艺术的，恐怕没有超过司马迁的了。从前有人称司马迁的《史记》为谤书，章学诚很不以为然，说这是“读者之心自不平耳”，然而照我们看，《史记》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谤书，它尽了讽刺的能事，也达到了讽刺技术的峰巅。

他讽刺什么，以及如何讽刺，经过了清代学者的研究，已经渐惭有了确切的结论。大概中国读书人的理解力自明末清初便有了飞跃的进步，以后也更有着继续的发挥。倘若单以考据推许这个时代，那就只见其一面而已。

我们现在先说司马迁的讽刺目标吧。广泛地说，他所讽刺的就是他所处的朝代——汉。详细说，他所讽刺的是汉代之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汉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将相——之无识与不纯正；是汉朝一线相承的刻薄残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贪狠妄为。总之，他要在他的笔下，而把汉代形容得一文不值。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下面即历叙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汤武之王，修仁行义十余世，就是秦之统一，也百有余载，结论是：“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言外是汉凭什么，既无德，又没费力，却这样容易得天下！他讥讽地说：“此乃传之大圣乎?”“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假若只看这两句，也许以为他是真地在颂扬了，然而这两句之间，却插入“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的重复慨叹，就知道他确乎是以赞作讽了！

整个的汉代之来历，在司马迁眼光中是如此。而刘邦之为人，司马迁尤其挖苦得厉害。在《项羽本纪》中，项羽要烹他的父亲了，他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在《高祖本纪》中，他曾给太上皇拜寿，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萧相国世家》中，特别给萧何的封地多，那是因为“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第一例见他之不孝，第二例见他之无赖，第三例见他之小气。而萧何的功绩虽然那样大，但如果不以家财佐军，不强买民田，以表示不能顺从民欲，则刘邦对他的猜忌是一点也不会放松的。就是对于韩信，韩信每打一次胜仗，他便“使人收其精兵”(《淮阴侯列传》)，这同样见刘邦之忌刻。至于真正打仗的本领，那更没有。他有许多神异的事，彷佛是真命天子了，可是司马迁早借萧何之口说出：“刘季固多大言，”那末一切神异也就多半是刘邦自造，化为乌有了。

和刘邦作对比的是项羽。项羽有真本领，有真性情，有真气概，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

不唯刘邦本人如此，就是他的周围，除了张良，陈平常设诡计之外，大半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老粗。司马迁在《樊郦滕灌列传》的赞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行，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萧相国世家》中也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曹相国世家》中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绛侯周勃世家》中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中庸，”意思是说他们统统是夤缘时会，因人成事而已。

这样的一个低能集团，那有才能的人处于其中，就未免太委屈了。韩信就是这样一个可惜的人才。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说：“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他并非责备韩信之不当叛逆，却只责备他发动得有些迟了而已！这意思多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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